从生物物理系到生命科学学院
——施蕴渝院士访谈录
相比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校1920年代即已成立的生物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的生命科学发展得要晚得多，长期以来，其规模也小得多，甚至一度失去了独立建制。但是，它却克服种种困难，发展了多个新兴学科，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为什么能够如此？这里面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带着这些疑惑，我们访谈了科大生命科学学院施蕴渝教授。
施蕴渝，女，生物物理学与结构生物学家，1942年生于重庆，1960年考入科大生物物理系，1965年毕业，被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工作，1970年起至今在科大任教，1979 -1981年在意大利罗马大学化学系及意大利CNRS结构化学实验室进修。后来还曾作为访问学者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物理化学系、法国CNRS酶学与结构生物学实验室、法国理论化学实验室进修或合作研究。早年主要从事生物大分子分子动力学模拟及与蛋白质分子设计及药物设计有关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学的研究，近年主要用结构生物学方法（核磁共振波谱学和结晶学）研究基因表达调控（特别是表观遗传调控）与细胞命运决定的分子机理，有诸多创新性成就，于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至2002年，她担任科大生命科学学院首任院长。可以说，她见证了科大生命科学几乎全部的发展历程。
在这次访谈中，施院士对科大生命科学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它可分为在北京创业、随科大下迁合肥、独立建系、建立生命科学学院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系或专业或学院的老师，尤其是负责人均有其发展思路，均遇到了不小的困难，甚至因不可抗外力，机构濒临解体，但由于在科大创业之初形成并传承下来的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不屈不挠、精诚团结的精神，他们艰苦奋斗、咬牙坚持了下来，在出人才、出成果方面取得佳绩，并终于在20世纪末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苦尽甘来，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图1 施蕴渝院士（2012年11月）
受访人：施蕴渝
访谈人：熊卫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整理人：姚琴、熊卫民
访谈时间：2017年1月6日下午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所系结合”专家楼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施院士，您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生物物理系建系初期的学生，然后又长期在系里从事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可以说，您几乎见证了系里以及后来的生命科学学院院（以下简称生科院）的每一次重大事件。我们今天过来拜访您，是想请您为我们梳理生科院的发展脉络。
第一阶段（1958—1970）：在北京创业
生物物理系的创立
施蕴渝（以下简称“施”）：好的。需要先说明一下，我是1960年入学, 1965年大学毕业，那时我还是学生，对生物物理系的早期情况没有早年在科大生物物理系工作的老师们，如庄鼎[注2]老师了解得深刻——庄鼎老师1958年从北大生物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科大生物物理系——所以，关于建系时的情况你们可以详细询问庄鼎及其他的老师。另外，我在196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中医研究院经络研究所，到1970年才回到科大工作。1965—1970年之间系里发生的事情你们可以向庄鼎、蔡志旭、雷少琼、余明琨、寿天德[注3]、陈惠然、刘兢、孔宪惠等人求证。
接下来我就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一下这段历史。科大生物物理系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几乎同时创办。事实上，生物物理系的创办，比生物物理所的创办还要略早一点点[注4]。这是贝时璋[注5]先生2003年对我与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陈竺说的。当时贝老已百岁高龄，虽然身体依然健朗，但听力很差，几乎听不清我们的问话，另外他吐字也不清晰，于是，我们便与他用纸笔交谈。贝老说，科大在国内率先建立起生物物理系[注6]，并且能够肯定的是，这个系的建立早于生物物理所的建立。在国际上，科大生物物理系的成立也是相当早的。
建校以后，根据“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由中科院各所所长兼任科大各系主任，贝老被任命为生物物理系主任。
图2 贝时璋先生（1953年）
熊：这个方针是学校层面上的，对生物物理系来说，它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办系理念？
施：应当说生物物理系确实形成了自己的办系理念。贝老的理念是瞄准学科前沿，打牢数理基础。这是有别于其他高校的生物系的。当时全国已经有很多院校开办了生物系，北大、浙大、南大、武大、北师大的生物系均实力雄厚。
熊：关于贝老的办系理念，还望您能详细介绍一下。
施：一是瞄准学科前沿。当时全国各高校的生物系已经在传统生物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果科大再设立类似的生物系就没有多少新意，也不一定能开创出新的学科方向。1950年代末，国际上也在讲生物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贝老带领大家建立起生物物理系，这就是瞄准前沿，做近现代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所里与系里的很多老师开创或推动了结构生物学、酶学、神经生物学、宇宙生物学、放射生物学等新兴生物学分支学科、前沿学科的发展。我们系有很多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生物物理所，后来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重要成果。例如，1959级的陈润生[注7]，现在是生物信息学的学科带头人；1964级的陈霖[注8]，是脑与认知科学的学科带头人，他们在毕业后始终瞄准学科前沿，开拓出我国重要的学科新领域。
二是打牢数理化基础，贝老提出，生物物理系的学生不仅要学好生物学知识，还要打牢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基础。那时我们还没有计算机，所以没学计算机的课程，但我们还是学了无线电电子学。不但要学数理化课程，还要和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的学生一块学。最终我们的专业课就被压缩得很少，而基础课占的比例很大，以至于我们的课程就被笑称为“四不像”。课程量大、时间紧、任务重，学生时代的我们还是比较辛苦的。
熊：科大毕业生的理科基础扎实是有口皆碑的。
施：是的。生物物理学是交叉学科，仅靠传统的生物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贝老很有远见，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生物学更甚，而科学的发展变化又始终建立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这些学科的基础上，学生们在校期间打牢数理化基础，将来不论科学怎么发展变化，他们都能够很快地融会贯通。立足根本才能把握大局。贝老派生物物理所沈淑敏研究员，具体管中国科大生物物理系的教学工作，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师安排，学生毕业实习，沈淑敏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功不可没。
图3 5912级同学在科大校园
（采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912图文集》）
“胖王”与“瘦王”
施：生物物理系的毕业生中还有很多事情值得说。以结构生物学为例，生物物理所成立后与物理所展开合作，那时候清华大学还没有生物系[注9]，北大生物系也没有结构生物学，物理所的几位先生，如梁栋材[注10]、林政炯等将结构生物学创建了起来。林政炯是物理所的还是生物物理所的？
熊：是生物物理所的。他到物理所进修。
施：是的，林政炯是去进修的，他们主要做胰岛素晶体学。毋庸置疑，梁栋材先生、林政炯先生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梁先生起初在物理所工作，由于他从中山大学毕业以后前往英国学习了胰岛素晶体学，因此两所合作后，他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在胰岛素三维结构解析研究中有两人——王家槐[注11]和王大成[注12]——起到了骨干作用，他们都是科大生物物理系1958级，也即第一届的学生。王家槐——我认为是我们老三届学生里最优秀的学生，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优秀，后来在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熊：他后来去了哈佛大学。
施：他在哈佛医学院当教授。王大成毕业后也一直从事这方面工作，出了很多成果。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逐渐开展国际交流，当我们与国际上的专家谈到胰岛素时，他们就能想到“二王”——瘦王王家槐与胖王王大成在其中做的重要工作。
图4 王大成在制作胰岛素晶体结构模型
他们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认可，当然离不开梁先生与林先生的指导、他们自身的努力和机遇，另一方面也得归功于他们接受的教育。刚刚我提到贝老的办系理念是“瞄准学科前沿，打牢数理化基础”，王家槐与王大成从1958年入学直到1963年毕业，这5年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学过晶体学，况且那时候晶体学的学科体系尚不成熟，不能拿来授课，但他们在大学期间已经打下了扎实基本功，毕业后只要进一步学习就能快速地进入状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图5 1983 年王家槐、陈逸诗、王志珍、华庆新（左起）在上海
（采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912图文集》）
从生物物理系走出的其他院士
施：生物物理学必不可少的基础是物理学，学生打下良好数理基础有助于他今后的科研工作。生物物理系毕业的学生中，很多人被分配到了生物物理所，有五人在所里工作并先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例如1959级的陈润生，他是生物信息学的学科带头人。在传统生物学里是没有生物信息学的，陈润生毕业后把RNA研究与生物信息学结合了起来，在生物信息学和理论生物学方面多有建树。他的研究对象是蛋白质、RNA，他的研究方法涉及数学、物理，还得用计算机编程。当时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单纯学物理或生物的人很多，但同时精通物理、生物的人就不多，于是他在这方面就占了优势。还有1959级的王志珍在国内开辟了分子伴侣和折叠酶研究的新方向。提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说，并为此假说提供了实验支持，建立了折叠酶帮助蛋白质折叠较全面的作用模式。她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老五届的陈霖，他于1964年入学，1965年学习了一年，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前他还没有毕业。
熊：只上了两年课吗？
施： 算到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应该是两年。他基本学完了基础课，然后，学校教学受到严重影响。陈霖在学校多待了一年，最终于1970年毕业。他1973年回到科大开始脑与认知科学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他率先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他是国内认知科学的学科带头人。
再以我本人的经历作点补充说明。我们学生时代所学知识与我们毕业之后所做工作不能画等号。我毕业后才接触到核磁共振波谱，这也是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之一。结构生物学主要采用物理手段，用X射线晶体衍射分析、核磁共振技术、冷冻电镜技术等来研究生物大分子的功能和结构。核磁共振波谱的诞生时间晚于晶体学。上世纪30年代，晶体学开始发展。到了40年代，物理学家才发现核磁共振现象， 50年代有机化学家用它做小分子研究，直到1976年，瑞士的恩斯特（R.Ernst）教授用密度算符演化理论，把核磁技术从一维谱发展成二维谱直至多维谱，生物学才真正使用核磁共振波谱作为一种生物大分子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手段。1991年恩斯特教授也因这一重要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与他同在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工（学院）的乌特里希（Kurt Wuthrich ）教授受到启发，将该理论和实验方法拿来研究生物大分子，实际上它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研究生物大分子问题（生物小分子的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就解决了），80年代初他发表了相关文章。当时国内国内结构生物学领域都是用蛋白质晶体学方法，我出国后学习了生物核磁共振方法，90年代中期我便开始在国内用多维核磁共振波谱方法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成为国内该领域的先行者。
我研究工作的另一个领域是生物大分子的分子动力学模拟，我也是国内该领域的先行者。40年代国际上因为要研究原子弹爆炸而开始做计算机模拟，后来这个方法被用于研究液相中的化学分子——因为液相分子环境比气相分子环境复杂得多，生物大分子在溶液中就更为复杂。1976年哈佛大学化学系的卡普拉斯(Martin Karplus)开始做生物大分子的分子动力学模拟。2013年，他与莱维特（Michael Levitt） 及瓦谢尔（Arieh Warshel）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熊：你们在大学时不可能学到这些新学科。
施：是的，你说得没错。和现在大部分的科研工作者不一样，我们那个年代的毕业生大多是工作或出国后才接触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不能说我们是国际上的学科带头人，但是我们确实是国内这方面的学科带头人。为这些新的学科领域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熊：生物物理系的建立是不是与“两弹一星”有关？
施：确实和“两弹一星”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建立初期是为“两弹一星”服务的，几乎每个系都与它有关。生物物理系也不例外，其中原子弹爆炸需要放射生物学，载人航天进入太空，需要宇宙生物学。像当年的“小狗飞天”就是由生物物理所负责的。我们系一批毕业生后来长期在五院从事宇航员的选拔、培训工作，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老三届毕业生
熊：生物物理系老三届毕业生的分配情况是怎样的？
施：1958级和1959级的学生大都被分到了生物物理所，还有一部分被分到了（国防科工委第）五（研究）院。我们是1960级学生，毕业的时间是1965年，情况有些特殊，国内政治形势有一些变化。
熊：从旧报纸可以看出， 1964年前后批判的调门就已经很高了。
施：有一部分学生被分到了生物物理所，但人数不是很多。另有一二十位被分到湖北省作为接班人培养。那一年，不管我们被分到哪个单位，首先都要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四清”运动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除少数几人因家庭出身问题没回北京外，其余去湖北的十多人回到北京进入了生物物理所。这是1960级的情况。
生物物理所于1958年成立，那几年急需扩充人才，除了从其他各高校招收了少量毕业生外，其余的均为科大生物物理系1958、1959、1960级的学生，后来这批毕业生陆续成为所里的骨干。如1959级的王书荣，他研究视觉生理，担任生物物理所所长及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多年，还有1959级的沈俊贤，他研究听觉生理，担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秘书长多年，他们都对中国生物物理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又如1960级的王贵海，他在生物物理所工作期间参加了酵母丙氨酸tRNA人工全合成工作，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局长多年。这也就是说，生物物理所通过“所系结合”哺育了科大生物物理系，系里的学生毕业后又反哺了生物物理所。
这是科大生物物理系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贝先生的学术思想到实际的课程设置，他的办学理念，然后到实际的效果。1964年学校改革，生物物理系并入物理系，成为物理系生物物理专业。
第二阶段（1970——1978）：随科大下迁合肥
施：1970—1978年是第二个阶段。众所周知，1970年科大被迫下迁，随后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关于下迁，我觉得还有个归属问题值得说一下。科大在北京建校的时候，是举全国、全中科院的力量来支持的。当时分管国防科委的聂荣臻副总理很重视科大，所以科大多个系里的总支书记、行政干事等是从军队调来的，中科院也安排了许多人过来做兼职教师。科大创立初，我们一入校就被要求学习抗大[注13]的……
熊：抗大的精神？
施：是的，抗大精神。音乐家吕骥曾为抗大校歌作曲。1958年，他也为科大校歌《永恒的东风》谱了曲。科大未搬迁时仍直属于中国科学院。科大下迁合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全北京只剩下了6所高校，其他高校均撤离了北京。下迁后的某段时间里，科大失去了中央的有利资源，甚至一度失去了中科院的支持——它曾被分配给三机部。好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科院召开工作会议，科大重新归属中科院[注14]。
只是在回迁北京的问题上，科大不得不抱有遗憾了。文革结束后，除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小部分驻扎矿区没有回迁北京外，当年迁出北京的高校都陆续回迁了。但是科大的原址——玉泉路已划归高能所，科大搬回去不易，自此便扎根合肥了。
下迁先遣部队曾去往安庆市（安庆是安徽省的前省会，1952年安徽省会才迁往合肥）。1970年初，先遣部队向安徽省军区李德生司令员汇报在安庆地委党校办学不合适，李德生同意了科大师生的要求，决定把科大安排在合肥原合肥师范学院的旧址。这场搬家很彻底，1970年夏秋时节，绿皮火车将所有师生与书籍、仪器拉来了合肥。1970年的合肥给我的印象是：即便是作为市中心的三孝口、四牌楼，也只零星坐落着几栋破败的木头房。我心想，这省会城市合肥怎么都比不上我们江苏的一个县城？科大在原合肥师范学院的校园安定了下来。观之校园，有农民在放牛；观之校外，东门外遍布农田与水塘，与农村无异。如今的合肥已今非昔比了，不论是高新区、政务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是滨湖新区都在日新月异，即使是老城区也旧貌换新颜了。
科大下迁时，绝大部分老师留在了北京，只一小部分老师随迁过来。这一小部分迁来的教师也分成两拨，部分老师家人在北京，于是他们陆续离开科大回到了北京，最终只有极少数老师真正留在了合肥。生物物理这边有蔡志旭、雷少琼、钟龙云、孙家美、王贤舜等老师。物理系（这里应理解为物理方向）一直是科大的大系，师资更加雄厚，随迁的队伍中有钱临照、张裕恒等这些业务能力很强的教师。此时生物物理系已经并入物理系成为生物物理专业，同物理系的物理专业相比，我们这边的人才流失情况更加严重，庄鼎老师、赵昆老师、范宝荣老师、杨天麟老师、李振坤老师、赵文老师、包承远老师、余明琨老师等陆续回了北京，剩余的老师都十分年轻，资历较浅，以生物物理系来论，1958、1959、1960级的这几批学生迅速成为了教师骨干。
七十年代中期，学校面临重重困难，濒临解体，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刘达[注15]做出创举——办回炉班，用以补充师资，他把科大因“文革”耽误而未毕业的几届学生、以及其他高校1961—1965级学生，召回科大（以科大的学生为主），集中学习，并安排全校最好的教师，对这些学生强化训练。是这批人，与1958、1959、1960级的学生，及留在合肥的年轻老师们，二次创业使科大得以在困境中重新崛起。这里面有精神因素值得说说。前面已经提过，我们一入校后就被要求学习“抗大精神”，所以同学们的使命感非常强，大家普遍自觉地认为我们应该为国家科技事业做出贡献。1970年代后期，曾经风光的科大回迁无望、濒临解体，我们这一辈人的危机感自然加强，决心以高标准、严要求来办一所瞄准国际前沿的少而精的高水平大学，像是憋了一股子韧劲，决心做出最好的东西，不甘于让它沦落为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学。
招收工农兵学员
熊：科大的工农兵学员也有自己的特色。
施：培养出素质过硬的学生是一所好大学的立足之本，1972年，科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采用四年制学制。部分学员的底子薄弱、基础不扎实，我们便从中学的课程开始授课、夯实基础，随后再实施大学的教学计划，丝毫不曾懈怠。对学员们来说，在校学习的时间紧、任务重，但他们并没有太大抱怨，确实做到了刻苦学习。生物物理专业的饶子和[注16]
（1973级）、滕脉坤（1975级）等人毕业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很好。推及整个物理系，那几年培养的工农兵学员，后来甚至共出现了两名院士，分别是沈保根[注17]（1973级）与饶子和。科研圈里，沈保根、饶子和、滕脉坤、张荣光（1973级），企业界，李西廷（1973级）、崔涛（1975级）等都发展得很好。大家对沈保根和饶子和比较熟悉，今天就不多加赘述。滕脉坤毕业后留校，他在行政和科研方面都做得不错，曾任生命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关于学院方面的事情你们可以去问问他；崔涛目前是美国普洛麦格（Promega）公司在中国地区的总负责人；李西廷在深圳创办了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前曾向校医院捐了许多医疗器械。张荣光与饶子和同班，在我印象中1973级的生物物理专业只招收了十多名学员。张荣光学习成绩好，是班上的第一名，他毕业后被分到了上海生化所。该所所长是曹天钦院士[注18]。曹先生非常有远见，他认为生化所内已将生物化学做得很好，但缺少结构生物学的课题组。他便将张荣光、严有为等人派往北京，到生物物理所梁栋材先生那儿学习蛋白质晶体学。后来张荣光出国深造。他最先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发表了第一篇Nature文章。在耶鲁大学完成博士后工作后，他在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任职。“饶子和把他引进回国，由他负责了上海光源生物大分子5线6站建设，那时国内尚不了解这套全自动化的数据收集模式，应当说张荣光的这项工作对我国的蛋白质晶体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熊：想不到工农兵学员还能出这么多人才。
施：我们下迁到合肥以后，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师资短缺、学生稀少，若跟物理系（指当时物理系的其他专业）或者化学系相比，我们的工农兵学员的人数比他们少得多。但学员成才比例一点儿也不少。
熊：这是为什么？是你们把严谨的精神灌注到工农兵学员头脑里面去了？
施：在科研方面，他们毕业后基本都在做学科新方向。他们出国留学或者做访问学者，回国后所做的领域在当时并不成熟，这也算是抓住了机遇。
熊：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人的成才有诸多因素，并不见得学校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学校打下的基础还是有其重要性的。
施：我的看法是学校基础很重要。学校对外宣传的口号是“千生一院士”，但若计算各个系的院士出产率，以生物物理系进行统计，这个比率就会高得惊人。从1958级到工农兵学员们全部毕业，我们总共培养了二百五十几人，已有六人当选为院士。
熊：这是千生二十四院士啊，比“千生一院士”高多了！
施：虽然这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但生物物理系的学生的成才比例高还是有迹可循的。我觉得最关键的因素是科大感染给同学们以奋斗精神，且这种精神传承了下来。自1958级开始，每一届的学生在入校后都自觉地给自己赋予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年我们本科一毕业就被分配工作，大部分人并未受过正规的研究生教育，但当我们走上教学岗位，在教学之余，我们一点点地摸索着开始了科学研究。后来也把这样刻苦钻研的精神传给了学生们。还有两个重要因素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在前沿交叉学科有优势；我们与生物物理所进行了所系结合。
年轻教师的机遇
施：以我们班（生物物理系1960级）为例，我、刘兢[注19]等大批人在毕业半年前就被派往北京香山参加“四清”运动，半年后我毕业被分到中医研究院，又参加了一年的“四清”运动。1966—1970年，我在中医研究院做实习研究员，也并没有接触更多的科研。1970年学校开始南迁，我回到母校，从助教做起。“文革”结束，教师们向中科院吵着要迁回北京的时候，方毅副总理做出批示：立足合肥、办好科大。中科院给予科大两大优惠政策，一是拨款建房，二是送年轻教员出国深造。年轻教师们包括我在内便着手准备出国考试——教育部外语考试，之后便顺利出国了。
熊：您是哪一年出去的？
施： 1979年5月份走的，1981年5月份回来。1979年元旦之前，学校让我去参加教育部外语考试，通过后决定派我我公费出国。
熊：前期准备了很久？
施：我们要准备考试，之后联系国家、单位，有许多杂事。
熊：我想插入一个问题，我最近正好在做一篇留学史的文章，心中有一些困惑。像你们这批很早就出国的是不是属于国家公派？
施：都是国家公派。
熊：当时去美国，国家给每人每月发多少钱？
施：我获得出国资格时，咱们国家还没有与美国建交，所以，我没去美国，而是去了意大利。我在意大利的情况是：刚开始没拨钱，后来每个月拨给我们很少一部分钱。
熊：刚开始是报销制？
施：对，实报实销。当时包括我在内，共有四人被公派到意大利罗马大学。使馆将我们四人安排在一间小旅馆里，我们周一至周五在学生食堂吃饭，实报实销。在学生食堂吃饭价格便宜，在我印象中一顿只要300个里拉。但是有几种情况会改变我们的吃饭方式：一是罗马大学食堂每周末关门两天，遇到漫长的寒暑假，大多数当地人都去海滨度假，食堂也关门；二是意大利工人经常闹罢工。每逢这些情况，食堂关门，旅馆不让自己做饭，我们只得去街上的饭店吃饭然后打出条子，凭此条再去报销。国家给我们每人每月的生活费（相当于零花钱）很少——仅相当于100元人民币。印象中有一年夏天最悲惨，时值暑假，罗马人正在度假，实验室关门，我们几人无处可去，只能在广场上随处转转。大家非常想吃冰激凌，但都犹豫不决，最后终于狠了狠心每人买了一个蛋卷冰激凌。毕竟那个时候我们的固有思维是省钱，然后用结余的钱至少往家里带回“三大件”——冰箱、洗衣机、电视。
熊：当时是不是有一个政策——若从国外获得奖学金，需要将其上缴给使馆？
施：我不清楚，至少在意大利这边没有听说。我只知道我们的生活费比获得奖学金的那些人要少。实报实销的方式可能持续了一年，后来就变成每月拨款，自己去领。
熊：比过去是不是好了一些？
施：确实好一点了。后来我找到了一个由教会创办、出租给外国留学生的公寓，那里有一间公共厨房。除中午仍在学校食堂吃饭外，其余时间我们都选择自己买菜做饭。大家省吃俭用，生活上基本没有困难。第一次的留学生活大致是这样的。
我们是公派出国，做访问学者，政府支持我们两年的出国经费。1981年前后，除极个别人外，其他人都如期回国。1980年代早期的政治形势是，不回国几乎就等于叛国。1980年代中期以来，形势慢慢改变，出国方式也变得多样，普通人只要拿到国外的资助便可以出国，也有许多人通过自费留学实现了出国梦。形势改变，思想改变，出国方式改变，人们对待回国问题也变得更开明了。
科大人在这般际遇下因祸得福,在改革开放前夕就获得了出国学习的机会，尽管如此，纵观上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和教育在整体上仍旧十分困难。
熊：投入很少。
施：国家投入很少。科大扎根合肥后，各个系的教师少，得到所里的支持力度小，与当年在北京时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申请经费也是一个难题。那时我的同班同学们大都在生物物理所工作，在梁栋材、邹承鲁[注20]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他们经费比较宽裕，只要安心做研究就好。科大这边的情况嘛，拿我们生物物理专业来说，教师很年轻，大都是没有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本科毕业生，想要做的课题又是在国内无人知晓的新兴学科，回国后很难申请到经费，在很多方面我们都要自己想办法争取。现在已经有了“百人”等计划，引进人才能够使用启动费等资金快速开展研究。1980年代可不是这样。我1981年回国，1985年才申请到第一笔经费——5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已逾三十年，近日邀请我们撰写一些文章，我便提了一个建议，希望基金委能够加大力度支持有想法的年轻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年轻人，而不应当过于集中投放给北上广的高校和科研机构。 提出这些建议还是基于我自身的经历。我们出国的时候完全遵从政府指派，有一种“两眼一抹黑”就出国了的感觉。也许当时接触的并不是国际上最好的实验室，与现在站在高起点、从国际一流实验室学成回国的“杰青”们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确实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国际前沿，熟悉了仪器的操作。毕竟在学生时代我们都是认真读书的好学生，虽然毕业后不再有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但我们在独立的科研工作中反而摸索得出了很多经验。
引进教学骨干
施：既然是做院史，我觉得你们不能只关注产生了几位院士，在教学方面也有诸多事情值得探讨。“文革”中后期，生物物理专业的教师由三批人构成，一批人是建校后就被招聘过来的老教师，一批是1958级、1959级、1960级的毕业生，另一批人是由老五届学生组成的年轻教师，当时还引进了一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外校老五届的学生来补充师资，可惜的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在1980年代出国后就没有回科大，他们中只有孔令芳老师留在生物系直至退休。
为了扩充教师队伍，我们引进了多名骨干教师，如徐洵[注21]、孙玉温、李振刚、申为敏、潘仁瑞、康莲娣、鲁任龙、顾月华等。徐洵老师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负责生化课程，曾于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科大生物系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她于1990年代回到福建厦门，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玉温老师是华西医学院（现在的川大医学院）的研究生，负责生理课程，曾任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已是80多岁的高龄，身体状况不太好。李振刚老师本是北师大的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负责分子遗传学的教学，曾任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几年去世了。潘仁瑞老师北大毕业，他也承担生物化学课的教学。康莲娣是我们生物物理系1959级的学生，她回校后承担我们的生物学教学。鲁任龙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顾月华毕业于东北师大，他们承担了我们学院早期的细胞生物学课程。这些老师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
熊：李振刚老师是不是经历了很多坎坷？
施：李振刚老师比我们年长许多。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本科毕业后留校继续攻读研究生。他学习好、能力强、为人热忱，在班级担任团支部书记，若能顺利毕业，本是前途光明，不料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据说那年他们班被分配了一个右派指标，要打倒另外一个人，作为团支部书记的李振刚提前得到消息，便向那人通风报信。最后是李振刚被打成右派并被发配到内蒙古，他那时的女朋友、后来的爱人吴秋英则被调去了新疆。他的经历很像一部老电影——《天云山传奇》，后来他们全家曾特地去观看那场电影。
熊：他是怎么来科大的呢？
施：刘达实行老五届回炉政策时，生物物理系1963级学生徐耀忠闻讯归来。在进修班里，他跟我们说起他在内蒙古五源河套地区当中学老师的经历，也说起了李振刚的事。虽然经历坎坷，李振刚在内蒙古依旧保持着极好的业务习惯——他长期都用手头结余的钱订阅《遗传学报》，“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就在《遗传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注22]。那时候我们既不会做科研又不会发表文章，如此一比较，大家也都认定了李振刚老师有较好的业务能力。此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全国还未给右派平反，好在科大思想解放，而生物系又急于扩充师资队伍，就把他和吴秋英老师调来了。应当说，这些“文革”中后期调来的教师们为1977年之后的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阶段（1978——1998）：独立建系
老一辈教师的坚守
施：1978年，生物物理专业撤出物理系，建立生物系。这是第三个阶段。这一年，生物系迈进了新的时期。
建系时正值改革开放前后，科大各个方面仍然十分困难，各系均如此，生物系也不例外。多亏教师们同舟共济，我们才艰难地走了下来。这是当时所有教师的功劳。学生、生物系、学校都不能忘记他们。如今这些人垂暮老矣。有的人已经去世，还健在者也已是耄耋之年，他们从年轻时就住在科大东区的老房子里，老房子没有电梯，他们的子女又不在身边，生活上有许多困难。
这些年，科大宣传了很多学生成才的事迹，但却忽略了这些老教师们的贡献，毕竟他们都是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的职工，学校方面应当重视他们的晚年生活。
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
施：这一阶段，科大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庄小威[注23]绝对是其中出类拔萃的。2012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中科院外籍院士中最年轻的。
生物系培养的学生里也出了很多人才。同庄小威一样，骆利群[注24]也是少年班学生，也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他曾在生物系就读过。80级的卓敏是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系教授、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有意思的是，虽然庄小威是从科大物理系毕业，但这她和骆利群一样，目前也在从事生物方向的研究。另外CUSBEA（中美联合招考生物化学研究生项目）[注25]考试也值得一提。众所周知，在李政道发起的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考试[注26]中，科大的学生独占鳌头，在稍后由吴瑞发起的CUSBEA计划中，科大的学生依然表现出色。不论是学物理还是学生物，这批人都陆续成才。在国外，学物理的人很多后来选择了转行——他们去了华尔街从事金融行业或是转到IT行业。而学生物的人大多坚持科研，有很多在美国著名大学当了教授，如1978级的管俊林，1978级的王洲，1980级的程临钊、许文清，1981级的何生、周强、刘奋勇、薛定，1982级的罗坤忻，还有1984级的罗丹、杨丹洲、1987级的任兵、赵惠民，1991级的可爱龙等。
另外还有一大批人是国内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如马红[注27]曾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蒋澄宇是“长江学者”，还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1977级的牛立文，曾担任科大生命科学院院长，目前担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1980级的朱学良，现在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等等，这样的杰出人才还有很多。在企业界的有1985级的吴亦兵、曹涵、周代星等。近年来一批海外留学生回国任职，科大生命科学院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入选，分别到清华，北大，科大，南方科技大学，川大等学校任职。周逸峰是1978级少年班学生，也在生物系就读，目前是科大生命学院教授，他记忆力好，脑袋里有份名单，不妨去问问他。尽管学校的宣传部、校友会对我们的毕业生进行了一定宣传，但生命科学学院自身的宣传力度不够，大家看不到这些年生物系的学生成才情况。
熊：您随口即说出了这么多优秀人才出来。是不是建立生物系后，科大的生命学科获得了很大发展？
施： 2000年以前，由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刚刚起步，百废待兴。纵观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包括北大、清华或者是生物物理所在内都存在经费短缺等困难。但科大与之相比，这种困难相差的不是一个数量级。
熊：卢嘉锡、周光召两任院长期间，中科院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直到1990年代末，“知识创新工程”启动后，情况才得以好转。
施：1990年代的科大生物系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不但基础设施依旧落后，骨干教师也在流失。先是徐询老师因不适应合肥气候而回到了福建（1990年），然后，系主任寿天德因家庭原因回到了上海（1997年）。与此同时，不少资深教师也陆续到了退休年龄。最终，系里只剩下了一些资历相对较浅的教师。
第四阶段（1998——至今）：建立生命科学学院
搭建公共仪器平台 引进优秀人才
施：199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对科学、教育的投资加大，包括科大在内的多所高校加大了发展步伐。科大生命学科也抓住了这个机会。1998年，正式成立科大生命学院，由我担任第一任院长。
在此前后，科大先后入围教育部的“211工程”、“985工程”和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得到的经费支持上升了一个较大的台阶。令我们受益最多的是学校搭建起来的公共仪器平台。
熊：此前科大难道没有？
施：此前，中科院每年都给各研究所配备最好的仪器设备，而这些却是同属于中科院系统的科大所不能享有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科学院、教育部、财政部三方推诿，而科大深受影响。
千禧年前后，教育界与科学界在引进人才方面也展现出一些新气象：科学院推出“百人计划”，教育部设立“长江学者”。迫于生命科学学院成立初期教师队伍的凋零，我们比其他学院更早地引进了人才——先后引进了姚雪彪、吴缅、田志刚、史庆华、周江宁、向成斌、孙宝林、刘海燕等人，姚雪彪、田志刚、史庆华、刘海燕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其中田志刚于今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合肥的城市面貌也日益现代化，原来不愿意回国的学生回国了，有一些到了科大，到了生命科学院。不仅如此，若他们在国外没能做出较好的科研成果，即使想回国也还无法获得一席较好的位置呢。这里面体现了人才引进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
不同阶段的特点
熊：您对科大生命科学几十年的发展做了梳理，并对第一个阶段的特点做出很好的总结。请您对后面几个阶段也做些总结。
施：第二个阶段，生物物理系并入物理系成为生物物理专业。系里的老师们大多是留校的1959级、1960级毕业生。此时我们已迁入合肥，大家在一起商量学科发展方向，最终达成了坚持办学、瞄准前沿、紧抓教学的一致意见。
第一个特点依旧是瞄准前沿。陈霖是老五届回炉生，他在科大任教时就开始研究认知科学，属国际上较早一批研究者，他逐渐培养出一批做认知科学的学生。寿天德研究神经生物学。他读书期间也没有受过很专业的训练，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生理所进修视觉生理学，再后来在视觉学科里做出了成绩。
第二个特点是团结。生物系致力于发展前沿学科，当时并不被国内的同行看好，老师们年轻资历浅，申请经费与国内重大科研项目时困难重重。生物系老师的凝聚力极强，最终想出了由一位老师牵头申请课题，其余老师提供最大帮助的办法争取到了多个课题。徐询、王培之与我三人分别申请到“863计划”的课题[注28]第三个特点是加强所系结合。徐询老师主讲生化课，几乎每年都邀请生化所的研究员来给科大的学生上课。生化所的老师引进原版教材授课，1977—1981级的学生受益颇多，在CUSBEA考试中屡获佳绩。我们还连续五、六年邀请梁栋材先生过来教蛋白质晶体学。每次梁先生都会在学校住一个多月，给大家上课。后来我们把牛立文、滕脉坤送到梁先生实验室进修，在之前派往所里进修的学生明确表示无法建立起蛋白晶体学的情况下，他们俩硬是一点一滴的建立起了蛋白晶体学。在梁先生的严格要求下，牛立文学得很好，四年硕士毕业后便回到生物系接替梁先生讲授蛋白质晶体学，讲得非常好，在国内是很有特色的课程。
熊：你们主要与生化所还是生物物理所进行“所系结合”？
施：与生化所和生物物理所都有较多交流。
熊：邹承鲁先生是不是较少来合肥讲课？
施：虽然兼任过一段时间的副系主任，但邹先生与科大的关系不密切。梁先生与生物系联系更紧密一些。
第三个阶段是生物物理专业从物理系分出，成立生物系。这时我们眼界宽阔了一些，不再局限于生物物理，而是把专业扩展为三个：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物理学与神经生物学。
熊：学科是不断变化和拓展的。最初生物物理系主要研究宇宙生物学、放射生物学，到后来成立生物系时，你们就没把它们当成主要学科了？
施：没有。我再补充一点，早年毕业的学生（包括1958、1959、1960级），有一批被分到了生物物理所，另一批被分到了五院，后者对中国早期的载人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杨利伟乘神舟五号上天时他们大部分人都退休了，但他们实际参与了这批宇航员的选拔和培训，并搭建起基础框架，我这里有一张我们班同学在五院聚会与杨利伟的合照。
图6 2008年10月15日，部分科大6012级同学和杨利伟合影
熊：我接触过507所的人。有点可惜的是，做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的，有不少没怎么发表文章。
施：那个时候做这些项目不容易发文章，而且宇宙生物学是大科学项目的一部分，有别于一般的科研。
熊：我接触过生物物理所做放射生物学的研究人员。他们追踪生物接受辐射之后的生理变化，追踪时间长达十年、二十年，但又因为涉及保密，一直都不能发文章。他们自己对此也感觉很遗憾。
施：我们科大这边后来没人做这方面工作，一没条件，二没相关性。
熊：你们当年还是有很多人学这两个专业。
施：我们学的专业课比较简单，没涉及多少精深的知识。当时宇宙生物学等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
熊：对当时的生物物理所来说，放射生物学非常重要。它有专门的研究室？
施：对，有个研究室。
熊：但是对学校来说它并不算一门学科？
施：在当年没有。生物系开设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与神经生物学”三个专业方向后，我们的强项依旧与生物物理相关，如结构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其他领域就不太强。成立生命学院的时候，我们重点引进了从事细胞生物学的人才，像吴缅、姚雪彪等；神经生物学方面，寿天德局限于电生理研究；周江宁及后来引进的申勇与医学结合，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免疫学方面，引进了田志刚、魏海明，遗传学与生殖生物学方面引进了史庆华，植物学方面引进向成斌自此学科的方向开始变得多样化。
发展思路
熊：建立学院之初，你们还是一个规模很小、面很窄的机构，仅仅经过十来年，你们即成果叠出，变得全国知名。这应当说是比较成功。我很想了解你们的发展思路，以及具体的做法。
施：我只当了一届共五年的院长。然后牛立文当了一届、田志刚当了一届，再下面就是薛天——现在的院长。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发展思路，但我认为，生科院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整个的形势。如果没有“211”、“985”、“知识创新”这些工程保证公共实验平台的建设，没有中科院的“百人计划”、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计划等保证人才的引进，很难想象生科院的发展。甚至国际形势也很重要。我们前面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请都请不回来；2008年美国、欧洲发生金融危机，科研经费申请困难，国家经济发展了，对教育，科研投入加大了，愿意回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这些外在的形势，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学校、学院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下面我谈谈自己的发展理念。科大没有像北大清华有那么多的经费。我认为，要办好学院，引进好的人才是第一位的要务。有了人你才可能申请到钱，对不对？然后才可能发展新学科方向。
第二，要注意拓展新的学科生长点。我们原来只有生物物理专业，且主要为宇宙生物学、放射生物学方向；变成生物系后，先是把方向转变为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尤其是电生理学），生命学院成立后又把方向往细胞生物学、免疫学、遗传与生殖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拓展。为了发展新的学科生长点，我们注意引进这方面的人才，譬如姚雪彪、吴缅等就是细胞生物学方面的人才，田志刚是免疫学方面的人才，史庆华是遗传与生殖生物学方面的人才，向成斌是植物学的人才。再后来我们又引进了更多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而学院的研究面也就越来越广泛了。
在建设公共实验平台、引进人才方面，领导班子的作风很重要。作为领导，一定不能有私心，不能只是为了扩张我自己的方向、扩张我自己的实验室，不能只是考虑我这个专业和我个人的发展。必须考虑大家的发展，整个学院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服众，才能避免冲突。应当说，生科院的几届领导班子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因而学院在大部分时候都比较和谐。
熊：外在形势、国家发展的大背景当然重要，可很多机构都面临同样的背景啊。发展状况迥异，恐怕更多的还是取决于各自的理念和措施。
施：我只干了一届，2002年我60岁就不干了。这段时间，我的观点是：第一，在其位必须谋其政。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本职工作原本只是做好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做了院长后，就必须考虑考虑大家的利益，就必须考虑学院的发展。譬如，要争取资源盖生物楼、建公共实验平台、引进人才等。若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必然会耽误大家的事。我现在对某些人有批评，主要是说他们不作为，在其位不谋其政。第二，在其位时，你不能为自己谋利。第三，许多事情都要提前做准备。中国的事情，要么不来，要么突然来，譬如突然叫你申报什么，或写一个报告或规划，只给你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你要是事先没准备，没计划，这个机会很可能就丢掉了。
注解：
1. 访谈整理人简介：熊卫民，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xiong163@ustc.edu.cn。姚琴，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生命科学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编号BB2110240046。
2.庄鼎（1937— ，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58—1973年在科大生物物理系从事行政、教学工作，1973年调入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长期从事针刺麻醉原理研究，曾任博士生导师。
3. 寿天德（1941— ），复旦大学教授。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生理系，并留校任教，曾任生物学系主任兼理学院副院长，1997年调复旦大学工作。
4.1958年7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将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改为生物物理研究所；9月26日得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9月30日正式发出通知。1958年6月21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9月20日，正式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大会。据宋振能.中国科学院直属机构成立和变动记略.见宋振能. 中国科学院院史拾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年., 第74-127页.
5. 贝时璋（1903—2009），生物学家，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曾任浙江大学生物系主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主任等职。
6. 北京大学生物系于1957年设立生物物理专门化。
7. 陈润生（1941- ）,生物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8. 陈霖（1945- ），认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9. 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原清华大学生物学系并入北大，成了北大生物学系的一部分。
10. 梁栋材（1932—），分子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56年被选派去苏联留学，1960年获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合物研究所副博士学位，1965年再次被国家选派，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1. 王家槐（1951—），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专业，现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12. 王大成（1940—），分子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3.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其前身是“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初改为此名。
14. 1971年9月，科大改由安徽省与三机部双重领导，以安徽省为主；1973年3月，科大领导体制改为由安徽省与中科院双重领导，以安徽省为主；1975年9月，科大领导体制再次改为由安徽省与中科院双重领导，以中科院为主。
15.刘达，（1911－1994），著名教育家，1963年5月至1975年11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16. 饶子和（1950—），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 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 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7. 沈保根（1952—），磁性材料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76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8. 曹天钦（1920-1995），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1980），他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19. 刘兢（1942— ），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留校工作至今，曾任生命科学院总支书记、副院长。
20. 邹承鲁（1923-2006），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并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
21. 徐洵 (1934—)，女，海洋生物工程专家。1957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1978年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工作，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2. 李振刚. 试论染色体在遗传发育中的活动规律[J]. 遗传学报, 1976(4):14-22.
23. 庄小威（1972—），女，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生，1991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专业，1997年获得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物理学双聘教授，创办有庄小威实验室，同时也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师讲席”教授。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4. 骆利群（1966—），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生，1992年6月获得美国布兰代斯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神经元”的“神经的发育”。美国科学院院士（2012）。
25.“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简称CUSBEA。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生命科学领域最早的国家公派留学项目。1981年，由华裔分子生物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吴瑞教授发起。
26. “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简称CUSPEA。1979年，由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发起。
27.马红（1960.10~），安徽宁国人。1979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88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学位。2010年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士。现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28. 这三个课题分别为：施蕴渝，蛋白质分子设计中新技术的研究，863-103-20-12；徐询，葡萄糖异构酶的蛋白质工程，863-103-19-09；王培之，枯草杆菌蛋白酶的蛋白质工程，863-103-19-05
征稿启事
各位生院校友：
科大六十周年校庆在即，记录我们学院发展历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六十年》和《回望一甲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访谈录》两本院史也已完成了大部分的编纂工作，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将由科大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在院史完稿的最后阶段，我们借新创基金微信平台推出校友回忆短文推送栏目，一方面给大家分享各位校友们经历过的美好校园回忆，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积极投稿，把自己难忘的校园回忆反馈给我们，让这些宝贵的记忆充实到两本院史之中，历久而弥新。
投稿内容长短不拘、形式文字图片皆可，截止日期定在2018年一月末。期待各位校友的精彩投稿。
来稿请联系： 李旭，sachem_at_ustc.edu.cn ；刘锐，lr93_at_ustc.edu.cn。(_at_=@)
201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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