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连续三天解码中科大，到底说了啥？
“解码中国科大”系列报道之一：揭秘中国科大少年班
“解码中国科大”系列报道之二：科大之问——“中国科大现象”启示录（上）
“解码中国科大”系列报道之三：科技之问——“中国科大现象”启示录（中）
“解码中国科大”系列报道之四：校城之问——“中国科大现象”启示录（下）
编者按：科技是国之利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强调抓好科技人才的培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我国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自1958年创建以来勇于超越、科教报国，向世界科学前沿领域探索。新世纪以来，在量子通信、铁基超导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效，被誉为“中国科大现象”。
是什么动力，推动中国科大不断攀登科技高峰？是什么精神，支撑中国科大人不断自我超越？近期，新华社记者来到中国科大，解剖样本，探寻答案。
4月6日，中国科大化校园大道内，市民们正在观赏校园内绽放的樱花。中国科大校园环境优美，每年春季盛开的樱花已经成为合肥市一道独特的风景。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她，低调，对大众而言并非声名远扬，静静坐落于中部地区一座并不十分发达的城市；
她，务实，在科教领域却是举足轻重，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我国前沿科技创新的重镇。
她，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近中华而后首推中科大。”中国科大在中国一流高校中成立时间最短，至今不到60年，但她却是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和“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数最多的高校；
她办学规模很小，在诸多高校扩招的背景下，1860是招生“恒数”，但每1000名本科毕业生就产生1名院士、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居全国高校之首，量子通信、高温超导、智能语音等一批尖端科技成果跻身世界一流方阵……
为什么是科大？
科大之问，既是在当今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背景下对科技创新理念的再认识，也蕴藏着人们对如何去创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所发出的追问。
为国立学——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大校，在于大师大志
80后的青年科学家陆朝阳，手机里至今保存着老师潘建伟发来的一条短信。
2009年的一天，潘建伟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参观完“复兴之路”主题展后，给大洋彼岸的学生们分别发去短信：“希望努力学习，早日归来，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陆朝阳与老师潘建伟有一个“心灵契约”，老师推荐他去英国剑桥大学学习量子技术，他承诺学成回国效力，把最新理论和方法带回来。
此前，2008年潘建伟和他在德国的团队整体回归中国科大。他那些分赴海外学习的弟子，也以极高的“归巢率”陆续回国。如今，潘建伟和陆朝阳等不负约定，他们的团队不仅实现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升空，而且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科研成果近年来屡获国际“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
简单的君子之约，赤诚的爱国之心，这样的决定一如59年前中国科大的那些创建者们。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又红又专，理实交融”——绿荫环抱的科大郭沫若广场上，镌刻在校风纪念碑上的这段校歌，无声讲述着科大诞生的使命。
4月20日,中国科大量子存储实验室，潘建伟院士正在了解科研情况。新华社发（张大伟 摄）
创办于1958年9月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初衷是为研制“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首任校长郭沫若起草的校歌《永恒的东风》中的“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凝聚成了科大精神。
“回想自己的一生，经历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走进科大量子工程中心一楼大厅，赵忠尧先生的话被铭刻在醒目位置。
赵忠尧，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首任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从事核反应和加速器研究的他立即回国，尽管途中在日本被扣留达数月之久，甚至遭遇生命威胁，最终冲破阻挠回到祖国。靠着从国外拆散带回的加速器部件和实验器材起步，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奠定了中国原子核能事业的基础。
“没有这些先辈，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尊严。我希望团队成员每天走进实验室时都能看到这段话，铭记科大创建者的精神，记住为国服务的使命。”目前已是中科院院士的潘建伟如是说。
红色无疑是中国科大的底色。翻开科大校史，就是一部为国立学的报国史——
在科大首届毕业生报告会上，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曾这样说：外交和科学两个行当，你们是我的后台，后台硬了，跟人家打交道才不会被轻视。
为了强国使命，建校之初的中国科大13个系41个专业都是围绕“两弹一星”的国家战略目标，原子核物理、原子核工程、放射化学……一批学贯中西的爱国科学家站到了科大讲台上；一批批科大毕业生被派到西部从事核武器和导弹研究，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业，但他们绝大多数却是默默无闻为国家、民族奉献一辈子。
杨承宗，中国科大放射与辐射化学系原主任，在法国居里实验室拿到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法国科学院55万法郎的年薪，接受祖国召唤，在欧美封锁的环境下，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成为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
郭永怀，化学物理系原主任，力学大师。1956年，郭永怀放弃康奈尔大学的优厚待遇，毅然返回祖国参与“两弹一星”研制。1968年的一天，为了核实一项重要数据，郭永怀在从青海返回到北京时不幸遭遇飞机失事。人们震惊地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几乎烧焦的两具遗体中夹着的珍贵绝密文件竟完好无损。
……
先生之志，吾辈永存。
为了强国使命，无论是在创建之初的北京，还是上世纪70年代南迁到合肥后，科大始终瞄准国家的现实需求和科技竞争力的长远战略，从“两弹一星”到“人才引进”，再到“创新型国家建设”，都超前部署，着眼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科大科研成果再呈“加速”之势——
为实现清洁能源，刘万东教授在两年前率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台反场箍缩磁约束装置，探路稳定、可靠的核聚变能获得途径；
2015年中国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发射升空，科大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安琪率队设计研发了卫星上关键载荷——BGO量能器，如同悟空的“火眼金睛”；
面对移动媒体语音的新形势，科大毕业生刘庆峰带领团队实现了关键技术的不断突破，在国际上占领了中文智能语音技术的制高点……
4月20日,中国科大自旋磁共振实验室，研究员谢一进正在编写控制软件。新华社发( 张大岗 摄)
时空穿越，一脉相承。
如今的科大，“千生一院士”，海外英才归国量不断攀升，是中国首个顶尖大学联盟C9高校成员之一，是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和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数最多的高校；建有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等国家级科研机构。
“逐聚变能源美梦始于足下之足下，解等离子体朦胧终赖基础之基础”——这是刘万东教授为建成我国首台反场箍缩磁约束装置创作的一副对联，“核物理研究，是科大人的自豪底气，是不变的基因，但投进来就是一辈子，要一代人、两代人往下传，要有‘死士’精神，耐得住寂寞，抵得了诱惑。”
凌寒独自开，为有暗香来。
梅花，正是科大校徽的图样。坚韧不拔、为国立学，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科大人屡攀科学高峰的精神因子，也是中国科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竭的动力源泉。
守拙崇教——静水深流，严谨求真，厚植适宜科技创新的沃土
科大校园内的路名少有韵味：“勤奋路”“红专路”“理化路”……；更简单的是系名：一系，数学系；二系，物理系；三系，化学物理系；四系，近代物理系……；连校内教学楼和实验楼，在科大人口中也被简化成教学一教、二教、“十八层大楼”……
大象无形，简单质朴。
科大治学严谨，学术之风浓厚。几代科大人保持刻苦严谨的学风校风仍是中国高校中醒目的一道风景线。
这里是大师教学的殿堂——
“今天同学们来到科大，一定要知道你选的专业、你从事的行业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世界格局中的单点创新意义是什么……”
2017年5月26日，科大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内座无虚席，大一新生最后一节“科学与社会”课正在进行，科大校友、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正在讲授人工智能走势。
此前的一个学期内，万立骏、潘建伟、王中林、曹雪涛等院士已陆续给新生讲授过这门课。
让大师、教授执教一线是科大的传统。科大的学院院长、系主任大多由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院士、专家兼任，学生有比其他大学学生更多的机会与科学大师对话。
毕业于科大的我军空气动力试验技术专家胡成行回忆，从本科一年级起，华罗庚、严济慈、郭永怀这样的科学大师当时就给他们上课，这些大师不仅讲课精辟、清晰，更言传身教了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
5月11日, 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实验室内，学生们正在上实验课。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从“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陈芳允、于敏，到近年来陆续问鼎“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赵忠贤、陈仙辉、潘建伟等科学大家，都站在讲坛上解疑释惑。
史济怀，这位自1958年科大创办的那一天开始走上讲台的著名教授，在本科生讲台上一讲就是50多年。退休返聘后，他仍然坚持一周6课时的工作量。他讲授的《数学分析》、《常微分方程》等多门基础课，至今仍在网络上被学子们热搜学习。
这里有新人们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
在科大，有崇师尊长之传统，但少有论资排辈之弊端和学术门户之见。从建校初期，老一代科学家们就带来了学术上“和而不同”的良好风气。数学系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三龙”同掌一门课，轮流登台授课，按照各自风格培养弟子，在校史上传为佳话。如今，在科大量子研究领域，郭光灿院士虽与后辈杜江峰、潘建伟等人的研究路径不同，但并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为晚辈让路铺路的宽容氛围仍是美谈。
受益于包容的学术氛围，一批70后、80后的教授、学术带头人在科大不断涌现。陆朝阳，致力“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被《自然》杂志评为“中国十大科学之星”；马明明，因仿生智能材料研究摘取2015年度“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周荣斌，因生命科研方面的杰出研究成果，成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这里还是学术不设禁区、宽容“异想天开”的乐土——
科大许多新的学科都是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成为原始创新的前沿阵地：如火灾科学、极地科学、量子科学，这些学科在刚起步时，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但科大总是鼓励创新，争取支持。
前些年，工程学院的梁海弋教授总有些“古怪”的想法，比如想弄明白公鸡行走时为何颠脖子，他向学校科技处申请经费，居然得到支持。他最终研究发现，公鸡颠脖子能让眼睛更精准定位目标，这个成果就被应用于机器人目标跟踪技术之中。
不以文章“论英雄”，鼓励学术探索——
在科大，不以简单的发论文数和争取科研项目数来给老师计“工分”。“爱坐冷板凳、不爱接受采访”的中科院院士、科大物理系教授陈仙辉始终专注于新材料探索和研究。他在高温超导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前十多年一直默默无闻，如果严格按照发表论文数量进行考核，在一些学校可能早已被淘汰。2008年，他在国际首次获得临界温度达到43开尔文的铁基化合物超导体，突破了此前学界公认的“麦克米兰极限”。这一重量级发现刊登在《自然》杂志上，成为我国物理学科近十年累计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他本人也因此与赵忠贤院士等人一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4月24日,中国科大先进研究院内，中科大开发研制的机器人佳佳（中）和中科大教授陈小平（右）通过网络与科技观察家凯文·凯利对话。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秀山居良木，良巢凤来栖。
正是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环境氛围吸引着众多人才，依恋科大、扎根这里。
目前，科大现有的1900余名教学与科研人员中，教授、副教授占比达近七成，其中两院院士有47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7人，“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超过200人，教育部“长江学者”4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16人，国家级教学名师7人。
量子计算专家杜江峰院士，从本科算起已经在科大学习、生活和工作了30多年。他坦言，无论是从待遇还是从地理环境上，确实找不到待在合肥这么多年的原因。甚至他的父亲至今还对他没有去大城市耿耿于怀。“可我不愿意离开，这里有种独特的精神在吸引我，我喜欢这个地方。”
红专并进——勇于创新，追求卓越，报国育人创建国际一流大学
能否是一流的大学，不在级别高下，不在追名逐利，而在是否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是否守得住“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报国育人志。
“多年来，科大人始终坚守科技报国、锐意创新的执着，严谨的校风既体现在一代代先生的治学风骨中，更浸润在一批批学子的举手投足间。”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许武说。
大学是大学生的大学。拥有国际一流的校风，才能创建出国际一流的大学。
走进科大，仿佛置身一方净土。没有车马喧嚣，没有市井浮躁。满目所见，是行色匆匆、背着双肩包的师生；两耳所闻，是关于课程公式、实验数据的探讨。
“处处皆有大师，转身即可讨论。”这是科大人最怡然的场景。学术一流，学风醇厚，集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之优秀学子，曾有“不要命的上科大”之称。
中国科大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前些年科大的二教楼晚自习时突然停电，于是同学们又喊又叫地往楼下走，中途突然又来电了，正在下楼的人潮立即回流。几分钟之后，整座大楼已是鸦雀无声。有旁观者惊叹：“科大人学习起来真可怕！”
重视基础课是中国科大的传统。科大创建时，以科学与技术结合、理工结合为特色；科大的教授称，与北大相比，科大要多学工科的知识，与清华相比，要多学理科的知识。
在我国传统大学教育强调分系分专业培养专门化人才时，科大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宽口径培养人才。所有的系都对数理化基础课程要求十分严格，一名四年制的学生，入学不分专业，前两年都需要学习数理化。
科大物理学院的本科生谢禹至今记得，光数理这一门课，就分别有三位教授，从数学基础知识、核物理基础研究和一线科研成果三个方向进行讲授，让他“大开眼界”。
“所系结合”的研究型教育是科大人才培养的另一特色。利用中科院下属的一百多个研究所作为科大学生的科研实践基地，本科生可以早早进实验室，“闻闻科学的味道，接受科研的启蒙。”
科大信息学院大二学生韩金恒曾利用大二寒假专门申请去成都光电所观摩实践一周，深有感触：他所学的正是量子通信急需解决的难点之一，坚定了今后学习和科研的方向。
中国科大毕业红毯秀上，同住一幢宿舍楼的几名毕业生和他们的宿管阿姨曹丽霞（中）一起走红毯。（5月21日摄）。中科大学子不仅专注学习科研、校园文化生活也非常丰富。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因材施教，高质量培养。科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推广少年班经验，因材施教、实现100%自由选择专业，本科一年级读完后，学生可根据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申请自由调换专业。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实施“精品”培养。
科大一贯把学生定位于大学的中心。“1860”，这是科大近十几年来几乎没有变动过的本科招生人数，被戏称为“恒数”，即便在全国普遍追求规模和扩招的时候，科大仍然不为所动。
中国科大的主要考虑是，让学生拥有充裕的优质教育资源，以保证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来到科大，会意识到老师和身边同学的价值追求，更加注重的是对祖国、对科学的赤诚，人就会变得不俗。”马上就读大二的00后姑娘郭尖尖在科大的熔炉里淬炼成长着，“我承认我被影响了、改变了！”
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正如科大校友、中科院院士王志珍所说：中国科大拥有大学自己的独立性，保持着圣洁与宁静。“在科大，官本位是没有市场的，尊重学术是科大文化的基本色。也正因为如此，科大人不跟风、不盲从、不左顾右盼，拥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魅力。”
“瀚海星云”是中国科大BBS的站名——如今，在中国科大，一代又一代科大学子在这所“科技英才的摇篮”里不断成长，承瀚海之辽阔，比星云之光华。
低首蹬足，两头牛奋力要扭转背负的偌大地球。
在中国科大校园草坪上，安放着一座毕业生赠送的“孺子牛”雕塑。这座雕塑如今已成为科大人的“精神图腾”。
科大人将骨子里追求卓越、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通过这个雕塑进行了含蓄的抒发——
没有核心科技的支撑，一个国家就没有脊梁；没有关键技术的突破，经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后劲。
科大自创建起就勇闯“中国科学无人区”，再到探索“世界科学无人区”，从攻克“两弹一星”、筹建同步辐射加速器到研究铁基超导，发射暗物质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科大人将科技创新突破与国家发展命运紧密相连，一次次向科技前沿进军，始终解答着时代对科技的追问。
锐气：初心不忘，敢当世界科技浪潮“弄潮儿”
“量子GDP”——说的正是中国科大校园里3位量子科技院士级带头人郭光灿、杜江峰、潘建伟。用三位“大牛”姓氏拼音首字母组成的“GDP”，成为国际学界赫赫有名的中国量子科研“超豪华”团队。
在科大，“大牛”是最高尊称，只有学术水平和社会贡献极高者，才能获此殊荣，而无关官职高低和财富多寡。
作为中国科大1960级学生，75岁的郭光灿院士是中国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研究的开创者。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量子信息实验室，带领团队提出的“量子避错编码原理”“概率量子克隆原理”引起国际重大反响，成功研制国内首个光纤量子密钥系统，发明“量子路由器”建成世界首个量子政务网。
16岁时进入科大少年班，现任学校物理学院执行院长的杜江峰，28岁时进军量子计算实验研究领域，带领团队取得了多个国际学界的“第一次”：第一次实现量子博弈实验，第一次实验观测到混合量子态的几何量子相位，第一次在真实固态体系中实现最优动力学去耦，在室温大气条件下获得世界首张单蛋白质分子的磁共振谱，实现国际“最快”量子控制。
在中国科大自旋磁共振实验室，杜江峰（右）指导学生进行单分子成像实验（4月20日摄）16岁时进入科大少年班，现任学校物理学院执行院长的杜江峰，28岁时进军量子计算实验研究领域，带领团队取得了多个国际学界的“第一次”新华社发（张大岗摄）
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造出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今年6月“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回答了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的“百年之问”……41岁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潘建伟，带领团队在量子通信方面站在了世界科研的前沿。
无限风光，尽在险峰。
10年前，英国《新科学家》称：潘和他的同事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因而也是整个中国——牢牢地在量子计算的世界地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5年前，英国《自然》称：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了不到十年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劲旅。
去年底，《科学美国人》在评选的当年改变世界的十大创新技术中，中国量子卫星入选。
量子研究，只是科大创建以来诸多科研成果的缩影。
科教报国，追求卓越。近60年来，一代又一代科大人秉承“两弹一星”的精神，始终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回答着科技之问，向着科学前沿“无人区”进发，科大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中坚力量——
1962年，中国科大与中科院计算所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07机”；
1978年，牵头筹建我国第一台同步辐射加速器；
1983年，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微机控制检测的凝聚态光声光谱仪；
1987年，研制成世界最大级超导氧化物单晶；
1992年，建成我国唯一的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新世纪以来，科大的重大科研成果呈持续“井喷”之势：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1次“年度世界十大科学进展”、1次“年度世界十大科学亮点”、6次“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15次“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13次“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2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先后2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中国科大内，潘建伟与“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合影（6月16日摄）。41岁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潘建伟，带领团队在量子通信方面站在了世界科研的前沿。 新华社发（张大岗摄）
翻开近年来科大的科研成果登记表，一项项具有全球标杆地位的奖项，闪耀着中国科技进步的智慧光芒。
——2014年，科大教授、中科院院士陈仙辉与中科院物理所学者，因为在“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方面的贡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15年，潘建伟团队以重大科研突破“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获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16年，科大教授、中科院院士谢毅和80后的科大教授孙永福研究组研制出将二氧化碳高效清洁转化为液体燃料的新型钴基电催化剂，荣登当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榜首。
统计显示，科大2007年至2017年2月间发表SCI／SSCI论文篇均被引（ESI）13.28次，超过11.37次的世界平均值，在大陆高校中排名第一……多年来，在诸多科研领域，科大人身影屡屡出现在世界科研第一方阵，并且在一些领域中开始担当“领跑者”角色。
“提起科研就激动。为什么激动？因为我们的事业连着国家大事，就是跟着国家步伐走。我们强，国家就强。”
科大教授刘万东自豪地说，在核物理这个方向，世界学术会议上的中国面孔，约有一半都是科大毕业生。“我有一次和外国同行开玩笑打过赌，他一个个去问，结果人数还超过了一半！”
底气：精进殊胜，干大事紧连大国势
在中国科大校内bbs“瀚海星云”，有一个帖子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发帖者提出科大暖气费应该按流量还是面积计算更为实惠，引来各院系师生争相留言，用各种算法来求解和模拟，甚至考虑到江淮水质、土壤成分、路面导热性、水管畅通速度、损耗系数等诸多变量，计算公式满屏飞，这个有些“家长里短”的问题俨然成了一道科学命题。当然这其中不免有些戏谑成分，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大的科研氛围之浓烈、“底气”之厚实。
底气，来自执着求知、守朴归真的价值本色——
科大学生注重一种能力——“遍历”，这个对普通人而言较为生僻的词取自于“计算机程序”术语，是指“无一遗漏，全部走遍”的意思。据科大学生介绍，《电磁学千题解》是一本被他们奉为“屠龙宝刀”大神级别的辅导科研书——也是科大图书馆中借阅量排名第一的书。
“这体现了科大学生的遍历能力，要想研究清楚一个东西，就要把它的千变万化，从出现到结束，全部循环搞清楚。”科大生命学院的大三学生马凯玥说。
中国科大甫一建校，就改变了当时中国大学理工分家、强调分系分专业培养专门化人才的情况，定位为新兴的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宽口径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所有专业对数理化基础课程要求十分严格。
科大第二任校长严济慈曾有一个著名观点：科大不培养只知道书本知识的学生，而是要把学生教成一把锋利的刀子，“科研领域见什么就能解决什么”。
“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许武说，科大人一直把培养有觉悟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作为标准，一方面要有为国家、为人类社会作贡献的志向，一方面要探索新型交叉学科的拔尖人才培养。
直到现在，科大学生们依然有这样的感受——科大的数学、物理等基础课程难度高、比重大，单是数学方面微积分、数学分析以及线性代数，学分就达到最高25分，远超诸多高校。
“极其重视基本功”传统，使得科大学生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和逻辑分析能力，科研“后劲足”，在海内外尖端科研机构享有广泛声誉。统计显示，科大自建校以来本科毕业生中当选两院院士的比例约为千分之一，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达到70%以上，均居全国高校之首。
在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实验室内，少年班大四学生、助教陈楚白（右一）带领本科大二学生上实验课（5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底气，来自于尊崇学术、追求卓越的办学导向——
“男的想当牛顿，女的想当居里夫人。在科大文化里面，你做了教授，才是有本事的人。”曾经三次放弃当近代物理系领导机会的科大教授安琪这样对记者表示，科大人以崇尚科研为荣，而且教授拿的工资待遇要高于相同的行政人员，“不仅是钱的问题，而是更受尊重”。
赵忠尧在给同学们讲课（资料照片）。赵忠尧，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首任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从事核反应和加速器研究的他立即回国，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奠定了中国原子核能事业的基础。新华社发
教授如此，学生亦然。少年班大四学生唐榕说，奔着科大来，就是搞科研，做科学家。
“我们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要有想法、会提问、能反驳，这样科研就更有希望。”科大科研部部长罗喜胜说。
为激发科技创新能力，科大2015年10月起面向学生创建了青年创新基金，入选项目可以取得科研经费支持，首批已有55个项目获得总金额542万元的资助。
从世界科技突破潮流来看，成果取得越来越依赖于多学科交叉和合作，科大在推动学科间交叉与融合方面不断创新，培育了量子信息科学、纳米科学、系统生物学、化学生物学、金融信息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就是科大建成的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新型科研平台，实现了物理、化学、材料、生物和信息等5个一级学科之间的大跨度整合。志趣相投的人聚到一起，好比是“物理组合”，但融合在这个大平台上就会产生“化学反应”。
底气，更来自于国家实力的增强，对科技创新的重视——
“像口锅大小，我当年研究的是意大利同行送的一个反场箍缩实验装置，后来写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科大教授刘万东回忆上世纪80年代在科大求学的历程。
如今在科大西校区，一座橙色的楼里安装有整体装置高十多米、直径有数米的国际先进反场箍缩装置——被誉为“科大一环”，这个在2015年竣工的大型实验平台，系我国完全自行设计、自主研制集成，为培养我国磁约束聚变领域高端人才提供重要支撑作用。
“我的梦想实现了，无憾！”身为“科大一环”建设工程总指挥的刘万东教授深情地说，没有来自国家的大力支持，安装这样大型装置只能是个“梦”而已。“国家为此一下拨款7000万元。”
科技创新，除了科研人员具备高超本领，还要有种种的基本实现条件。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科技政策、科研条件得到极大优化和改善，这给科研工作者追求学术梦想提供了平台。
目前，投入数亿元的大型实验室装置在科大已不再是大新闻。罗喜胜介绍，2009年全校科研经费还只有3亿元，现在每年科研经费上升到15亿元左右，在研项目达到3900多项。这些未来重大科学发现的“种子”，使科研“底气”越来越足。
朝气：自信当歌，向着梦想出发
走进仲夏的中国科大，高大的悬铃木和颀长的重阳木默立在校园道路两旁，一如往昔积聚着力量向天空生长，庞大的树冠投射大片绿荫。
科大信息学院执行院长吴枫正步履匆匆，此时，他的一项崭新而重大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5月中旬，我国类脑智能领域唯一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在科大成立，将为提升人工智能科研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这位从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岗位离职后加入科大的科学家、实验室负责人，微笑着用“冲浪者”来形容自己所面临的事业挑战，“要一个浪接一个浪地往前冲”。
进入新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世界主要国家争相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发展的先机。
量子信息、高温超导、人工智能、纳米材料、生命健康……中国科大瞄准新的“科学无人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找准方向、重点布局、发起冲锋。
中国科大毕业生在校内留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今年50岁、当年14岁就考上科大少年班的卢征天，1米94的身材走在校园里显得尤为惹眼。这位才情比身高更“劲爆”的教授，前年告别了在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以“千人计划”学者的身份回国。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原子阱痕量探测”方法并验证了可行性，使得地球学家们几十年来所梦想的氪－81定年成为现实。
“为了能把地球上的海水、地下水、极地冰川‘看得’更清楚，我们立志要在中国建一个全球最领先的同位素检测中心。”他说。
作为全国高校中出了名的“出国大户”，科大近年来已悄然变成了“回国大户”。以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为例，仅科大入选回国的校友数量，就占到全国入选总人数的九分之一。“科大是我的基石，报效祖国是我的梦想，我喜欢待在这里。”卢征天教授说。
这些回国效力的科大海外科技英才，其中相当比例选择回归母校。截至目前，学校已引进“青年千人”“国家优青”“青年拔尖”“青年长江”这“四青人才”218人，位居全国高校前列。这些年富力强、拥有全球前沿科研视野的青年学者，使学校的科研与教学充满朝气。
胸怀祖国，面向世界。
“科技强国，等不来、买不来，只能靠自己干出来、闯出来。”潘建伟院士认为，科研就是要敢为天下先，想别人还没想到的事，立志开辟全新的领域。
潘建伟院士（左）在中国科大量子存储实验室内向学生了解科研情况（4月20日摄）。新华社发（张大岗 摄）
对杜江峰院士来说，来自国际竞争的“时不我待”感更为明显。“现在基础研究的周期越来越短，转化成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你稍微慢一点，人家就赶上来了。”他很享受科学的未知与挑战：“每天都在尝试新的东西，每天都在朝着新的目标进步，科研事业的挑战和实现，让人愉悦！”
“科技研究需要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科大研发的一些技术确实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科技在不少领域和方向上已接近世界水平，甚至是领先全球，但还是远远不够。”陈仙辉教授坦言，我们需要有更多高水准的科技大学，才能和科技强国进行对话。
大学以城成长，城因大学而扬名——
47年前，一所大学的南迁，一座城市的拥抱，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相伴相生。
在中国中部，合肥地理和资源优势并不突出。但过去10年间，合肥在同类城市中厚积薄发、崭露锋芒：年发明专利激增27.9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猛增4.8倍，拉动经济总量年均14%以上高速增长，从中下游跃入全国省会城市十强。
地处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是一所低调甚至是被低估的高校：这里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重镇和主力军，曾经中国一半省份的理工科状元都被包揽于此，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诞生在这里。
合肥的主政者说，科大是合肥“最亮的亮点”和“创新名片”，合肥的科技创新成果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此。而科大人说，对合肥有感恩心，更要有回馈心。
近半个世纪，闹市中的净土，校园外的都市，如何从“两两相望”到守望相助，背后又有几多“快意恩仇”？
从“两两相望”到“相伴相生”：一对“守得住情怀”的校城组合
今年5月，全球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由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研制成功，这是他们继去年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之后，再一次闯入“科学无人区”。
少为人知的是，在量子信息装备这片“产业无人区”中，他们也已默默跋涉了8年。
8年前，量子信息科研本身还受到质疑，产业化更是空白，国内外都没有可借鉴的先例。
“什么是‘无人区’？就是一旦走错了方向，可能半辈子就要白费。”但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勇坚信这个方向没有问题，“看准的路就要走下去！”
“此道不孤”，同样执着的还有当地政府，陪着他们一起“痴狂”。
早在2008年，潘建伟团队在合肥组建了全球首个3节点的量子通信网，省市政府看到潜在前景，决心支持他们探索产业化。
为支持这项“可能十几年后才有用”的技术，合肥市科技局派出专人到初创的国盾公司驻点，帮助做项目、搞管理，从政策、资金到通信线路，给予全方位支持。
有志者，事竟成。
2012年，46个节点的全球首个规模化城域量子通信网在合肥建成，国盾公司也形成了第一代产品。经多年培育，一个涵盖量子信息软硬件研发、制造的产业集群正在合肥逐渐形成。
培育一项多年后才能应用的技术固然勇气可嘉，可对合肥来说，理解和支持中国科大，并和科大相伴相生，已用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
这是1958年中国科大老校门（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1969年，因国内外局势紧张，中央指示中国科大等一批在京高校外迁。
当年，科大已经派人考察好中部一座城市，却收到了拒意：正是艰苦的年代，他们想要的是一座钢铁厂或者纺织厂，因“没有口粮指标”等原因不愿接收。
科大只好在当年冬天迁往安徽安庆。当时先到的师生，被安置在安庆市委党校的一栋三层小楼里，拥挤不堪，食宿等基本生活无法维持。很快，安徽时任主要领导决心克服困难，由合肥接收中国科大：1970年，合肥快速将原合肥师范学院校址腾空，迎接科大。
彼时的合肥，市区人口才50多万，只有市中心一条热闹的大马路。科大刚迁入的校园地处南郊，周边还是农田。一位老教授还能回忆起，当时常有周边农民牵着牛从校园里经过。
科大在北京时有24万平方米校舍，而这个新校址只有6万平方米的房子。一个老校友还记得，想要买个合适的螺丝钉、螺丝帽，都得出差去北京、上海。
如今在科大校园，还有一座由硕大紫藤缠绕的“老北门”——这原是合肥师范学院的校门，曾是科大最瞩目的标志建筑；尽管老北门作为校门的功能已不存在了，但这里仍承载着科大人的集体记忆。
这扇门，既迎来了一所大学，也打开了合肥的新篇章——
“那时候合肥城市发展的程度还远远不够，科大搞的是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全是‘高大上’，感觉合肥对科大只能远远观望、遥遥崇拜。”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的一句笑言，却透出合肥对科大一直以来的厚谊。
这是建设中的中国科大教学大楼（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校与城，厚如山。
没有地，批地；缺钱，投资金……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历届合肥市委市政府都把科大当“宝”，当“最亮的亮点”。
“我们吃安徽人民的饭，生长在合肥。这么多年来，科大人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中国科大原校长万立骏说。
多年守候，终于云开见月明。
伴随着合肥城市的飞跃发展，合肥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愈来愈强。科大在科技研发上走到哪，合肥就跟进到哪。
“多年来我们是在孤独行走，要感谢地方政府有担当、有耐心的长期支持，使我们能专心做事，守得住这份情怀！”赵勇说。
安徽华米科技是另一家“闯入无人区”的企业。这家由中国科大毕业生创立的公司，曾研发出全球首款投影平板电脑等产品。2014年，他们与小米公司合作推出“小米手环”，3个月卖出100万枚，至今出货已超过3000万枚，成为全国第一、全球第二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商。
华米公司副总裁章晓军介绍，公司此前已走过十几年的探索路，曾多方面得到政府扶持。2011年，在急需资金、贷款困难的情况下，合肥高新区支持企业用科技成果“创新贷”，使企业3年获得1000多万元低息贷款，渡过难关。
“源于这样的支持，我们的团队没有放弃、改行或贱卖股权，始终能坚持自己的梦想。”章晓军说。
“不是只想摘果子，而是要润泽无声。对原创科技就要从小开始支持，这就是政府要做的事。”合肥市科技局总工程师袁程说。
从量子信息装备、智能手环、光伏逆变器、太赫兹安检仪到微小型燃气轮机等，近十年来，合肥成为“黑科技产品”高产区，全市国家级高新企业从233户增长到1357户，带动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从631亿元猛增到5900亿元。
从“牛转乾坤”到“顶天立地”：大学精神和城市气质交相辉映、催生“创新高地”
在中国科大校园里，有一座象征着学校文化的“孺子牛”石刻雕塑：“牛转乾坤”——两头牛低头用劲推着地球转动。
在十几公里外的科大讯飞公司，记者看到了一座相同模样的雕塑，它的名字变成了“顶天立地”。
一座雕塑和它代表的精神，正在这座城市里复制推广、遍地开花。
“科大创办之时，就是凭借‘两弹一星’精神，立下扭转乾坤的壮志。”科大毕业生、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他创业后，就复制了这个雕塑。
“顶天”是指技术领先并服务于国家，“立地”是要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并造福百姓——刘庆峰解释改名原因：“这是科大精神在产业领域的延伸！”
从18个人的创业团队，经过十几年的爆发式增长，科大讯飞成为一家市值400多亿元的智能语音产业世界级公司，产品线扩展到27个语种，中英文都做到了全球第一，一举扭转了该产业的“乾坤”。
2015年1月5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在展示一款语音产品。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这个智能语音识别的顶级公司，为什么会扎根在合肥？
“当初创业时，智能语音产业在中国也是‘无人区’，公司前4年一直亏损，第5年才盈亏平衡。”刘庆峰说，做源头技术创新的风险是最大的，而合肥这片创新土壤的滋养，使得公司扎下根、敢于创新。
以科大讯飞为核心延伸产业链，目前在合肥已形成了70多家企业聚集的“中国声谷”，带动全国30余万个开发团队，每天向全球提供服务35亿人次。
“科大低调、务实、创新的精神，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合肥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宋国权说，早在2004年，合肥就申请成为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市，这种求新导向，推动城市“无中生有”，瞄准前沿产业持续发力。
新型平板显示、新能源汽车、智能语音……近十年来，合肥“无中生有”在多个新兴产业领域成为全国领先或进入第一阵营，在集成电路、机器人、高端医疗装备等多领域，成为高速增长的后起之秀。
从2006年到2016年，合肥经济总量从全国省会城市第18位提高到第10位。今年一季度达到第9位，工业投资额跃居首位。
如今，合肥确立城市品牌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成为吸引海内外人才前来工作、交流的一方热土。
少年班的大四学生郭贺侠在准备学习资料（5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上世纪80年代从家乡杭州到合肥上学，坐火车要绕一大圈花十几个小时。现在合肥到杭州的高铁两个多小时，到上海、北京三四个小时。”千人计划学者、中国科大教授卢征天说，合肥的区位、人力、信息优势已经显现。
卢征天2015年从美国一流科研机构回国。他说，吸引自己回到科大与合肥的，正是这里有尊重科学、力求创新的环境。
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说，外界认为科大在合肥是一种地缘劣势，但反过来看也是一种地缘优势，因为合肥有“放得下一张安静书桌”的科教氛围。
近年来中国科大先后引进“千人计划”学者46人、“长江学者”53人，“青年千人”“国家优青”“青年拔尖”“青年长江”这“四青人才”218人，引才数量居全国高校前列。
有了梧桐树，不愁凤凰来。合肥也迎来越来越多的科技人才：仅新型平板显示产业就吸引了2000多名来自海外的技术人员，全超导托卡马克大科学装置每年吸引外籍学者4000多人次前来合作研究。
从“科大南迁”到“国家科学中心城市”：“城校并进”扭转基础薄弱劣势成“创新崛起”优势
在安徽省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中心合肥馆，记者看到，“中国科大南迁”被列为该市创新发展的起点。
“二线的城市，一流的科研。”这是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对合肥的评价。
曾经一度，随着不少外迁学校的回京，受到生源等限制，科大为是否回京或转移它地也纠结过。事实上，由于北京、上海几所顶尖级高校的地缘和资源优势等多种原因，科大相比过去招生已是稍逊一筹，但凭借极高的国内外声誉，依然有大量有志于从事科技研究的理科生慕名到合肥上科大。
久居合肥，这对校城组合已是日益难分。
“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合肥不沿海、不沿江、没有大矿，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大型工业项目布局，基础相当薄弱。中科大的落户，使城市有了一种‘发自内心感到自豪的东西’。”
合肥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科大南迁后，历届市领导都大力支持引进科研机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又陆续引进了中科院合肥分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43、第38研究所和化工部第三设计院等科研机构。
2004年是合肥创新发展史上另一个标志性节点。经科技部批准，合肥成为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市，以体制创新为突破，构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体系。
5月6日，合肥至汉堡国际货运班列正在驶离合肥北站货运中心。
袁程说，由于较少的约束和牵绊，合肥可以依托以中国科大为代表的一批尖端科教资源，始终瞄准最新、最前沿的产业方向发力。
一张蓝图绘到底。到2016年，高新技术产业对合肥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71.6%。科技创新，使合肥这个昔日“经济薄弱、面目模糊”的省会城市，拥有了较为优良的经济结构、特色鲜明的文化内涵与城市标签。
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批复了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将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四大领域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这是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个国家创新体系基础平台，也为合肥与中国科大的进一步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
为了支持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和自身发展需要，中国科大在合肥西郊筹建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与高新园区，形成产学研互补的量子技术创新链，合肥为此倾力支持。
2017年4月27日,市民在合肥市包河区牛角大圩花海游玩拍照。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我们对城市与大学关系的认识也在深化，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宋国权认为，城市应该支持大学强化它最基本的职能和最强的优势，而不能只盯着成果转化。
宋国权说，合肥一方面借鉴斯坦福大学与硅谷、哈佛大学与波士顿等海外先进案例，同时作为“追赶中的城市”，积极向深圳、上海、北京等创新城市学习。
尝到与大学融合发展的“甜头”，合肥近几年先后引进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前来设立研究院，引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前来设立校区或分支机构，进一步做强创新的“动力源”。
潘建伟说，经过多年发展，合肥城市的优势已渐渐凸显。如果说前20年，学校从招生和人才引进来讲，确实存在一些不利的地域因素，“但从现在开始，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
（新闻来源：新华社6月22日文章《新华社连续三天解码中科大，到底说了啥？》，记者：徐海涛、王敏、张旭东、杨玉华、陈诺、周畅、梁强、董瑞丰、胡浩）
2017-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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