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7月15日在京逝世。民众的悼念表明：好官是会被记住的。

万里曾于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安徽是他一生名望的巅峰并获得“要吃米，找万里”的声名。我们今日从万里与中国科大交往的角度纪念这位开明改革派的老人，期待共产党能有更多好官，敢于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与“老百姓”的选择中断然回答“我要老百姓！”

万里与中国科大最著名的交往是1986年底的一场辩论。今日我们客观记叙这场辩论，仍然不胜唏嘘。其时体制内开明派人士与体制外思想家如若达成妥协，中国历史未必不可能被改写，可惜已是马后炮。

万里曾给予少年班支持

1978年诞生的少年班，作为与“包产到户”一样的新生事物，曾被保守派长期攻击。万里给予了少年班宝贵的支持。万里曾和第一期少年班学生合影，而这张合影也出现在中国新闻社纪念万里图片专辑的21张照片中。

中国科大78级少年班校友、百度总裁张亚勤博士万里时表示“在科大读书时他是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 对科大和少年班尤其关心 后来又有幸数次见面聆听老人家的教诲 向这位改革的先锋和破冰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万里多次到访中国科大

中国科大大事记（http://arch.ustc.edu.cn/）曾多次记录万里与中国科大的联系 “1977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由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消息传到学校，举校欢腾。”此事并非万里与中国科大直接联系，但出现在校方大事记中显得颇为有趣。

根据中国科大退休教授黄吉虎回忆：70年代，合肥一度无直达北京的列车（须在蚌埠转），万里利用曾任铁道部部长的便利，开通了直达北京的列车。这对和联系甚多的中国科大师生至关重要。

黄吉虎还回忆“他来安徽没多久就来学校做报告”。这也在大事记中得到印证：9月30日万里就到科大作报告。

黄吉虎称万里主要称赞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工农兵学员的质量较高。他鼓励科技大学“扎根安徽”。他也明确表示：在安徽不就是异地办学吗？我不放你们走。新创基金会 感到好奇“不让科大回北京，师生听了能高兴吗？”黄吉虎解释称：科大师生听了也没不高兴。这对师资队伍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至今仍有科大毕业生称“如果不是他，科大就搬回到北京了！”

据传，万里在任给予了中国科大教师团聚的政策。即夫妻一方在外地工作，户口可转入安徽合肥。这为科大教师解决了一些问题。他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较好。据黄吉虎介绍，中国科大在此期间引进了杨乐、张广厚、阮图南等教授。四牌楼也建成于其任内。尽管并非事事主管，但“他当省委第一书记对科大（可能）有特殊的重视与关照”。

万里还曾邀请专家讨论中国科大新校址规划。“1978年5月中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邀请杨廷宝、吴良镛、冯纪忠、魏志达等专家来合肥，会同安徽省、市城建规划部门的有关同志，讨论了学校新校址规划，在校址选择上提出了三个方案：董铺水库中岛方案、大蜀山方案和在现校址扩建方案。因种种原因前两个方案未能实现，最终确定在原校址扩建。”

离开安徽后，万里曾与中国科大保持联络。——1983年底，中国决定在“七五”期间重点投资建设一批大学，中国科大几乎出局。严济慈致信邓小平、万里、姚依林副总理表示“我感到诧异”！要求教育部将如日中天，高考招生分数高居第一的中国科大列入。严济慈的努力带来了邓小平著名的题词“（立群同志，此事请中宣部过问一下，）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而根据《大事记》记载，万里曾有类似的批示，支持中国科大列入重点大学。可惜的是：新创基金会未能在网络上找到万里对批示的详细记录。

最著名的交往：和某某某辩论

毫无疑问，万里与中国科大最著名的交往，发生在他离任安徽之后的1986年。《大事记》记载“1986年11月30日：万里委员长在稻香楼宾馆召开座谈会，管惟炎、某某某等31名师生参加。”。众所周知：万里与某某某就“民主是赐予的”进行辩论。

某某某、管惟炎和其他当事者对辩论进行了不同回忆。多年后，这场“火药味很浓”的硝烟散去。较多当事人认为：即使在辩论中，万里和与会者仍有良好的气氛，保持了对话的胸怀，他并非“整人”矛盾的根源在于：万里期望感化某某某，甚至举荐他出任中央委员；但正值盛年的某某某不一定领会了万里的真意。

据分析，当时冲突来源于四点。首先，是否上台就坐？万里要求某某某上台（坐在他边上谈）。某某某认为带有“斗争会”的味道。黄吉虎回忆：某某某不愿上台，而回答“我站惯了”。实际情况是可能：万里耳背，发言教师不在他身边可能听不见。其次，关于“民主不能是赐予的”的碰撞。万里说民主不都给了你们吗？某某某坚持“民主是不是赐予，而是自下而上争取的”之后。万里改变说法说民主给你们是指宪法给你们。此事以万里的退步结束；第三，万里和某某某比党龄。万问‘你党龄多少’某答“我党龄三十年了”（编辑插一句：开除那么多年也算么？）；万说“我五十年”；万里赢了，某不服气。第四，与领导照相的排位问题。 以上四点，唯第二点么，民主观为真实原则争论，其余的冲突都来自：万里年龄与级别都更高一些，但某某某并不把万里当长者与领导。

当时曾出席会议的黄吉虎教授称“老方那件事，他夹在中间（保守派对万保方不满意；而青年学生又对万里对民主的认识不满意）”。

管惟炎校长认为与不少“遇事他不表态，他不讲话，也不说你对还是不对，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的干部不同。他说“我非常喜欢向万里、方毅这样的干部...这样讲话讲错的话人家能抓得住，他敢表态”。在与某某某的辩论中，万里表达观点，不整人，这是可贵的。

某某某回忆“1986年底”那时候我正好在几个大学演讲...每当我到一个地方讲，万里就飞到那里。十一月，我在宁波大学演讲，万里跟着就到了宁波，要宁波大学校长把...演讲的录音拿出来；宁波大学校长说，没有录音啊；万里说，你不交出来，我就不走；飞机就停在那里，后来只好交出来了。万里就是想收集批判，他召集在合肥的省委、省政府和高校领导，及一些教授，上百人的座谈会。大家原以为他要做什么指示，可是万里突然说：“...，你上来，我要跟你辩论”。辩论民主是不是赐予的？我说，民主不能是赐予的。他说，不，民主就是党给的。我们一直辩论，我就不接受，到最后，万里生气的说：“你党龄多长？”我说：“三十年”。他说：“我党龄五十年了”，也就是说他一定比我高明。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14讲的记录是：

他（万里）就打电话给安徽省委书记，说他要到合肥跟科大座谈，他的意思是要帮助一下某某某，觉得某某某讲的言论可能有点出格。所以他在电话里就讲某某某、温元凯一定要在场，因为他主要就是要跟这两个人讲。

他是在我们要上街游行前到合肥，他来了以后我们科大党委委员还有一些教授二十几个人，出席座谈会。因为他是中央的领导，省委书记也参加了。安徽有七个高等学校，每个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也来了，可见那是以科大为主，只是座谈会。首先万里讲，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你们科大办得很好，我是来学习的，他很谦虚，他是管教育的，说来学习科大民主办学的经验。他说全国有十个学校学生在闹事，但都是小事，有的是伙食问题，有的是因为校长处理事情不公正，都是与政治无关的事情，只是学校内部的纠纷，但是还是不平稳。你们科大放得这么开，还不会闹事，所以他要来学习。实际上我们心里有数可能要闹了，但是他还不知道。因此他要求我上台汇报，因为他的耳朵不好，所以不能在台下发言，坐到主席台他的旁边，凑到他耳朵边汇报。

这个汇报我讲了差不多有两小时，首先我跟他讲说人民日报的报道对我们是过奖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做得那么好，并没有什么值得领导来学习的经验。也稍微讲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是我主要是讲对领导有意见，他说是对哪位领导有意见，我说对教育部及科学院，就是我的两个顶头上司，安徽省对我们很尊重，他觉得我们是中央机关，只是形式上归他领导，实际上对我们都是平起平坐。我就说教育部的何东昌反对中央六中全会的精神，六中全会要求实行厂长负责制，我们根据这个精神，实行了校长负责制。因为教育部正好有一份文件送到学校来，何东昌在文件中说：两个实行校长负责制的试点学校，已经实行一年了，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何东昌在报告里讲，根据这一年多的经验，觉得校长负责制是不对的，他认为校长负责制没有必要，第一是，校长也不是专家，譬如校长是学化学的，他对别的系也是外行，党委书记虽然是外行，校长也一样。这倒是毛泽东之前也说过“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何东昌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第二个理由，现在又不是打仗，集体领导有什么不好，可以集思广益，如果只让校长一个人就拍板定案，那容易犯错。最后结论就是，已经在试点的，那就继续下去，其他的学校就不要搞了。万里就不相信，说：他能这样讲吗？因为这确实是违反中央的决策，中央说要实行厂长负责制，是六中全会的决议。所以我把报告影印本带在身上，马上就给他看，万里说，何东昌这个人是党委书记出身，他怎么可能赞成校长负责制。万里就像方毅那样的人，很直截了当，马上就表态，不是像周光召那样的人，就算你当面很尖锐地批评他也不表态。当时他的随行人员里头，有一位教育部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他就跟那个人讲，据说（这不一定准确）那个人是胡启立的老婆，你回去以后跟何东昌报告，人家对他有意见，我也赞成人家的意见。对我们来讲，这样的领导很窝心。然后他有问科学院有什么意见，我就把谷羽那一套全跟他讲了，他也表示同意。但是他这一次来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收集我的意见，是想纠正某某某。

我讲完以后，他就点名叫某某某上去，坐在他旁边汇报、讨论，他就讲了一些话，有点批评某某某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鼓吹民主自由，民主自由不是已经都给你们了吗？这话以后引起外面很多争论，许多社论报道都跟这个有关系，实际上把万里的话传歪曲了。万里是说，你们要求民主自由，国家不是都已经给你们了么吗？现在老百姓都敢讲，老百姓都敢发牢骚说：现在什么物价都涨，就是胡耀邦的个子不长。民主自由了，连总书记都可以批评了。某某某马上接着讲，民主不是上面给我们的，应该是我们下面争取的。这成为后来某某某被...人士奉为经典的一句话。万里人非常聪明，他马上说，我说上面给你不是我给你的，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这样讲就没有语病。某某某曾经批评过胡耀邦对知识分子实行“三宽”，是错的，他认为不是上面要对知识分子“宽”，二是知识分子自己争取到“宽”，换句话说，如果上面不给宽，那不就没有了。万里修改成宪法赋予，那就没有语病了，宪法也是人民集体制定的。...，包括某某某也是对万里有意见，实际上万里完全是爱护他的意思，而且，某某某本人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提名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后来因为有事情就取消了。我想也是万里、方毅这些人提名的，别人也不敢提某某某，因为他的言论有问题。

万里因为原来在合肥他了解某某某，他是安徽省第一书记，方毅是管科学的当然也知道。其他的讲话就不重要了，这是一句关键的话，成为以后的一个议题，经常讨论的。在我们下台以前，我们十一月十二日下台，人民日报大概在十二月十七日的社论，就歪曲了某某某的话，就说“有些人认为民主要用激烈的手段，自下而上地去争取”，他加上一个“激烈的手段”，我在现场根本没听到某某某这样讲。实际上很多人看了都知道是点了某某某的名，虽然社论上没提到名字。我们那个党校的讲话是在这一篇社论以后，后来省委有一个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他也是好意，他跟我说，你怎么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后还敢这样，我当时还觉得这是歪曲，也不晓得会怎么对我们，那是很不明朗。讨论会上还有一个花絮，就是马行孝（编者注：应为马兴孝）也参加了这个会，他上去本来也想帮助万里批评某某某，纠正某某某，他就说某某某有一次从北京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学生问他你有没有跟中央的领导一起照相，某某某说，我才不跟他们照相，每次跟他们照的时候，都是他们一排坐在前面，我们站在后面，很不公平。万里马上说，某某某是科学家怎么没有科学头脑，有几十个人开会照相，总要分前面后面，排成一排怎么照，反正也是有点说笑和批评的意思。温元凯上去，把我表扬了一通，最后的结论是，大学校长至少还要大学毕业。万里说你讲的不对，像你这样讲，那世界上第一个大学谁来当校长。那个会开得非常生动活泼，人民日报和随行记者就说，很可惜这些话不能见报，人民日报的内容都是硬梆梆的几个要点，他们说我们国家不可能有像西方出的那种名记者，因为写出来都是官样文章。

这个会开了一整天，中午休息吃饭，吃完饭以后当然也要照相，也是一样前面一排椅子，万里坐中间，后面两三排，等大家都坐好站好，万里才来，某某某这次参加合照了，没有拒绝，而且站在后面。万里一来看到某某某站在后面，就说，这真是进步非常大。这确实给人一种没有压力，很自然感觉。可是这次会议以后，第二天第三天肯定人民日报要见报，很小的一段，写万里到合肥参加座谈会，那个会议上根本没有讨论其他学校的问题，全都是科大，报纸上完全没有提科大，反而把另外一个学校的党委的发言登在上头，跟这个会议完全无关，我们看了以后就知道有问题了。万里回去以后可能人家也觉得他有问题了，万里其实两头吃亏，下面...人士认为他批评某某某不对，上面的人认为是他在煽风点火，因为他走了以后科大就闹起来了。后来...以后，他的态度跟别的中央领导也不一样，他这个人是不错的，我们跟他有亲自接触，算是中共领导里头比较开明的。

某某某生前，曾向科大校友证实和万里辩论的一些情况。他说：他也不是要...整人来了。但是他说话都是批判味道的，所以那个来回的辩论是很厉害，而且当时我也没有退步。

根据，管惟炎的回忆：万里这些人还酝酿过提名您当中央委员。某某某明确证实：与万里这些人没有其他的交往。

中国科大大事记中的万里

——“1977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由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消息传到学校，举校欢腾。”

——1977年9月30日：学校召开《隆重庆祝华主席、邓副主席亲自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暨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动员大会》。动员全校师生员工认真学习中央通知，贯彻“七条”精神，努力把科大办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万里，省委书记顾卓新、赵守一，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马敬铮等同志出席大会。万里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会前夕，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郭沫若校长、严济慈、华罗庚副校长分别发来贺电，祝贺大会召开，要求全校师生员工鼓足干劲，加速学校的整顿，切实把学校办好。

——“1978年5月中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邀请杨廷宝、吴良镛、冯纪忠、魏志达等专家来合肥，会同安徽省、市城建规划部门的有关同志，讨论了学校新校址规划，在校址选择上提出了三个方案：董铺水库中岛方案、大蜀山方案和在现校址扩建方案。因种种原因前两个方案未能实现，最终确定在原校址扩建。”

——1978年9月20日：△学校隆重举行建校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省委书记赵守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校第一副校长李昌，郭沫若校长生前秘书王庭芳；我校近代化学系兼职主任卢嘉锡，七系兼职主任 傅承义等出席了大会。聂荣臻副委员长为校庆题字，方毅副总理发来贺电。大会授予彭定坤等16人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龚升等99人在会上受到奖励，陈希孺等156人受到表扬。

——1982年7月：△应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的邀请，经中央领导人胡耀邦、万里、姚依林和方毅批准，我校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正式参加丁肇中教授组织、领导的一个国际合作组（LEP-3组）。LEP-3组和另外三个合作组被批准第一批投入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LEP（“大的电子－正电子贮存环”的英文简称）实验。△在合肥市1982年应届毕业生高考中，我校附中理科成绩名列第一，文理总分名列第二。

——1984年1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致函万里、姚依林副总理：“小平同志在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十八日两次当面对我说，要把科技大学列入重点，我已当面告何东昌同志。万里同志也有类似批文。严老也上报中央提出要求。此事恐要考虑。妥否，请指示。”

——1986年11月30日：万里委员长在稻香楼宾馆召开座谈会，管惟炎、某某某等31名师生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