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值此钱临照先生（1906年8月28日—1999年7月26日）诞辰120周年之际，谨转载本文，感恩钱临照先生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存与发展所做的伟大贡献！

来源与作者：作者李晓岑。来源于《北极看世界》微信号。

很多年了，我常常想起钱临照先生(1906-1999)，也一直想写点文字来纪念他。可每当下笔，又总觉得难以尽意——先生身上那份深厚而内敛的文化底蕴，不事张扬，却如醇酒般历久弥香，着实不易描绘。

一、世家风骨与早年求索

钱氏家族，素有“千年名门”之称，近代以来更是人才辈出，令人叹服。与中国历史上许多显赫家族不同，钱氏一脉始终秉持着一种谦抑而高远的家国情怀，五代时吴越国国王钱镠诫其子钱元瓘：“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北方改朝换代）废事大之礼。”（《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承认北方正统，不敢立国称帝，追求一种超越权位的理想境界。千年的家训代代相传，竟然比孔子家族出了更多杰出人物。

2016年5月，我专程赴无锡鸿声镇参加钱临照先生家乡举办的纪念活动，对先生的家世有了更切身的体会，那里真是一方文化沃土。钱先生的弟弟钱令希先生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兄弟双双跻身学术殿堂，传为佳话。

图1、钱临照先生

钱家是无锡有名的书香门第。钱临照先生的父亲钱伯圭先生，是国学大师钱穆的启蒙老师，学养深厚，对钱穆一生学问的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钱临照先生本人，又曾亲承钱穆的教诲，受其言传身教，所以钱先生的旧学根柢极为扎实，他身上始终承载着钱氏家族那一脉学术精神的影响，又将这种学养与风范传给了我们这些后辈。

钱氏家族同辈中人，多是中国著名的科技或文化巨擘，但他们彼此之间似乎并不互相恭维。比如钱先生读了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就颇有微词，说这个钱锺书，尽在书里说调皮话。据关增建兄说，钱先生对钱锺书不以为然，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热血报国，但《围城》中一点儿也看不到，这让亲身经历过国难的钱老颇感失望。

早年，钱先生到英国留学攻读物理学，与李国鼎、张文裕、王竹溪诸先生同学，视野开阔，中西兼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正在德国柏林进修，立即中断学业，赶回烽火连天的祖国，受命独自奔赴已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冒险将北平研究院物理仪器运出北平，再从天津运往昆明。并随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辗转至昆明黑龙潭，全家蜗居在黑龙潭寺庙里的武圣殿（图2），之前还曾经住过昆明文化巷等地。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做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

图2、钱临照先生全家蜗居的昆明黑龙潭武圣殿

钱先生在昆明从事压电水晶振荡现象的研究，曾与合作者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重要成果（Tsien L C and Chu H C. Harmonics in piezo-electric oscillation of a quartz crystal. Nature, 1945, 156: 424），还进行了晶体缺陷理论的研究，并利用Hilger棱镜干涉仪研究光谱中相邻两光波的干涉图像及其性质（Tsien L C. On the application of Hilger prism interferometer to the resolution of spectral lines.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 1945, 5(2): 67～78），这在当时实属首创。在昆明时，他更作了题为《晶体的范性与位错理论》的报告，将位错理论首次引入中国学术界。在此期间，他与严济慈先生合作，制作了数百台高倍显微镜和水平仪，分送抗日后方的教学、医院和工程建设单位使用；他还受中央水利实验处及滇缅公路工程处的委托，制造了经纬仪、水准仪、望远镜透镜、读数放大镜及水平气泡等各类测量仪器一百余套，为抗日战争和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切实贡献，并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1944年，在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上，钱临照、周培源和任之恭三位先生当选为理事。

除了物理学上的卓著成就，钱先生还是研究墨学的权威。1940年，他在昆明撰写了论文《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深入考释了《墨经》中的物理学知识，尤其是光学八条与力学五条，以揭示中国先秦时代的科学智慧。这篇文章功力深厚，文采粲然，标志着现代学者对《墨经》进行科学研究的开端，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者所撰最重要的科学史论文之一。1991年，徐克明先生在《中国科技史料》上发表《墨经研究的里程碑》一文，纪念钱先生的这篇著名论文发表五十周年，以后又有多篇论文研究钱先生这篇文章的学术意义，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正是这些难忘的经历，钱先生生前多次对我说过，昆明是他毕生最眷恋的地方，后来三次回访，始终难以忘怀。对我这个云南人而言，他在昆明的旧事，总是感到格外亲切，那里不仅有他的学术黄金岁月，还有他珍藏心底的人生精彩故事。
二、与科大风雨同舟

钱先生是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进退的人。科大从北京南迁合肥之际，多少学者犹豫彷徨，而钱先生毫不犹豫地跟了过来。要知道，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相当于常务副院长），但他没有留恋京华的繁华，毅然选择了与这所年轻学校同甘共苦，一起在南迁中度过最艰难的岁月。1970年代末，科大一大批师生纷纷要求科大迁回北京，但钱老为首的一批人却主张扎根安徽办学，他们看出这所著名高校留在安徽省潜在的巨大价值和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严济慈先生担任校长，但常居北京，校内的事务多赖钱先生主持。他在合肥的科大人心中，是一面不倒的大旗，有着巨大的威信。大家以他为核心，凝心聚力，使科大迅速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高校之一。

科大固然得到过许多一流学者的关心与爱护，但唯有钱先生一人，自始至终与科大相守相伴，真正做到风雨同舟。只要是科大的事，他都极为关切，甚至“故于校园”成了他生前的一大心愿。

最令人感念的，是钱先生对学生的那份深恩。20世纪60年代，有位老师被划为准右派，处境艰难。正是钱先生，将他接到自己家中，当作亲生儿子一般悉心培养。那时钱家只有三间房子，一间钱老夫妇自住，一间留给这位老师生活和学习，正是这样的庇护与教导，使这位老师终成理论物理学界的杰出人物。另外，今天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院士，也是钱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可以说，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是钱老一生中值得骄傲的一大功绩。

终其一生，他对科大的发展、对科大学生的成长都牵挂在心。每听到科大有了一点成绩，或是学生们有了进步，都是老人家最高兴的事。科大一脉相承地极端爱护学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没有一所学校比得上科大，而这个传统，很大程度上正是从钱先生那里传下来的。

科大人对钱先生的尊敬，深植于日常。我们同学曾亲见一件有趣的事。1988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李国栋先生来科大开会，晚上去大礼堂看电影。因为李先生长得极像钱先生，礼堂里的科大教师们见李先生进来，竟纷纷起立，以示对钱老的敬意。李先生一时愕然，随即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用浓厚的四川话说：“认错了，认错了。”这件小事，足见钱先生在科大人心目中的分量。

钱先生极有性格，从不随波逐流。他与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本是早年一同留学英国的好友，私交甚笃。1980年代初，科大在钱先生和李志超先生领导下开展科技考古，夏鼐先生起初不以为然，来信提出疑问。钱先生却不买账，说考古是你的领域，就不让别人进入？这种坦荡与执拗，令人敬佩。

大约1987或1988年初，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代表团访问中科大，希望与科大全面合作。先是龚升副校长会面，颇有文化底蕴的龚副校长特意挑选了一套老校长的《郭沫若全集》作为礼物相赠，双方谈得很融洽。但接下来临时工作组主要成员会见时，却对与科大合作之事出现不谐调声音。钱先生听闻后，反应可想而知。他平时温文尔雅，但一旦涉及科大的根本利益，也是有脾气的，而且绝不退让。

三、永远的怀念

1987年，我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进入科学史研究室攻读研究生。11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我与同学陈勇同去拜访他，初次近距离聆听老人谈话，是一位幽默而随和的老人，我们还趁机请钱先生为我们题了字(图3)。聊起我们这些学生很敬重的一位老师时，他语气中满是深情，说这位老师若留在合肥，只是一个小水池；若调到北京，就是把他放进了海洋里。

图3、钱临照先生的题字（1987年）

此后我们多次去看望钱老，他总是十分高兴。一次，87级全班新入学的同学一起去钱老家看望先生，恰好新调入科大的一位领导也在场。当钱先生进里屋打电话时，他对我们说搞科学史的，不要偏离自然辩证法的轨道！他大约是想表达不要偏离大方向的意思，同学陈大勇回应科学史和自然辩证法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不能说一个学科去指导另一个学科。钱先生从里屋出来后，大家便不再谈论此事。但同学们回到研究室向老师作了汇报。以后科学史研究室负责人李志超先生据理力争为学科点的保留做出了贡献。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中国科大科学技术史作为理学一级学科，已发展成为A+学科，科技史系是国内外著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回望那段往事，再看今日的辉煌成就，令人感慨万千。

钱先生是我见过的最有风采的老人。他身材不高，但神采奕奕，只要一出现在各种场合中，必然是全场瞩目的中心。在1980年代的科大，当时博士生导师极少，钱先生指导的科学史博士生，通常由李志超先生担任副导师。他的第一位博士生是黄世瑞，专攻墨经物理学；第二位博士生华同旭研究漏刻，1988年10月底答辩。答辩时组成了极为豪华的阵容，有李鉴澄、杜石然、李迪、薄树人、张寿祺、周又元等著名专家出席。华同旭的这篇博士论文，时间已过近40年，但至今仍被视为中国科技史博士论文中的上乘之作（很多人认为是科学史领域的最佳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的聚餐，钱老极少参加此类活动，那天却破例出席了。席间，满桌的专家都显得小心翼翼，待钱老先离席后，70岁的张寿祺教授竟把外衣一甩，大笑道：“哈哈！钱老走了，上酒！”可见大家对钱老的敬畏与爱戴。

我的硕士论文是李志超先生出的题目，做云南早期铜鼓矿料来源研究，但取样甚为困难，我便请名望卓著的钱先生帮忙写一封介绍信，钱先生毫不迟疑，当即挥就，使我得以顺利与云南考古界建立联系。我的《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一书出版时，也曾请钱老题字。他欣然命笔，写下“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综述史”一行字（图3）。他的书法功力极深，我的一位亲属是位业余书画家，看到钱先生的来信后赞叹说，钱先生的字是他平生所见最有功力的字。

图4、钱临照先生为《白族的科学与文明》题字（1997年）

钱先生常参加科学史的活动，我们作为学生，常常去接他。1988年，科大召开中国数学史暨纪念梅文鼎的国际会议，快开幕时，张秉伦先生突然发现忘了接钱先生来，我与陈勇只好立即骑自行车赶去接他。钱老大笑：“你们用一辆自行车来接我？”逗得我们十分不好意思，幸而老科大出身的穆荣平同学颇有经验，他当即联系了校办，校办很快便派来小车，将钱先生接到会场。那次会议，钱老全程参与，而时任副校长龚升先生也全程陪同，获得与会者一致好评。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龚校长，印象中他是一位极慈祥的长者。

钱先生的生活极有规律。清晨和傍晚常在校园中散步，常有研究生陪他，有时是关增建兄，有时是李斌兄。我们在东区晨练时，常见他出现在眼镜湖边，随身带一台收音机听新闻，顿觉亲切。钱先生生活简朴至极，我的同学蒋佃水曾照顾过老先生一段时期的生活，据蒋佃水日常观察，钱老平时每日花费不过一元五角而已。我个人的接触中，深感老人的幽默、睿智与原则性。

四、科大精神的载体

1999年，钱先生病重，离世的6个月前，受病痛折磨的他被送到安徽省立医院。然而当他得知自己的心脏衰竭和肾衰竭已无法好转时，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回家。身边的人都知道，钱先生说的“家”指的就是中国科大。在生命最后一刻，即使无法回到自己的居所，也要回到中国科大校医院。7月的一个上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医院三层东南角的一间病房里，钱先生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钱先生用生命的最后一程，为“风雨同舟”四个字写下了沉重的注脚。科大在校园里为他塑了铜像，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学术界有人说，钱先生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所以才能在风云变幻中始终保有那样大的威望。在我看来，比“金刚不坏”更贴切的是“道成肉身”：即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不再只是一套抽象的理念，而是活生生地体现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成为可感、可触、可追随的存在。钱先生就是科大精神的载体，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科大人的精神——爱校如家、生死与共、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钱先生一生与科大捆绑得最深，他的生命轨迹，就是科大的生命轨迹；他的选择，就是科大的选择；他的坚守，就是科大的坚守。

钱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学术上的丰碑，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榜样。那种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赤诚，对后学的关爱，对真理的坚守，以及对科大一往情深的眷恋，都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风范。我每每想起，总觉温暖，也总觉力量。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胡升华、关增建、王树军、韩琦诸位兄长的大力帮助，谨致谢！

来源与作者：作者李晓岑，来源于《北极看世界》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