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因萨本栋胃癌病重，不克履职，钱临照受命担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短短3个多月的代理总干事履历，对他的后半生发生了重要影响。

代理总干事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11月30日，国民党军队弃守徐州，其战役败局已定。徐州既失，南京立刻处于威胁之中。11月30日上午10时，萨本栋召集院务会议在京人员谈话会，部署中央研究院搬迁事宜。其实本次会议前一夜，萨本栋已昏倒在床，会议结束后，再也无法支撑。1948年12月4日，朱家骅亲自召集在京人员谈话会，决定萨本栋准假3个月，由钱临照代理总干事，施汝为代理物理所所长，对中央研究院搬迁部署稍事调整。12月7日，施汝为上书朱家骅，以非常时期自己能力不足以膺此重任，转而推荐钱临照代理所长。12月9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临时院务会议，萨本栋本应参会，但已卧床不起，无力支撑病体莅会。院务会议就萨本栋辞呈决议，“恳切慰留。先准萨先生病假三个月，以俾安心修养，所有总干事任务，推请钱临照先生暂为代理。”钱临照遂经院务会议批准，正式成为代理总干事。12月15日，朱家骅与钱临照面谈，商请由他一并代理物理所所长，钱临照以代理总干事又兼代物理所所长，负担过重为由推辞。朱家骅遂决定，物理所所长仍由施汝为代理。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48年12月15日下发钱临照代理总干事通知

1948年底，军事形势已进入一个转折点，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国民政府已摇摇欲坠。这时，钱临照为什么还同意代理总干事？钱临照的个人能力虽然已获认可，但与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相比，他的资历尚略显不足，朱家骅又为什么选定他代理总干事？对这两个问题我们试做如下分析：

先分析第二个问题。1948年8月萨本栋请辞时曾向朱家骅建议：“总干事职务以由本院各所所长轮流兼任为宜，庶使同仁咸知全院概况，当有助于院务之进行。”朱家骅于8月24日通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总务主任余又荪将萨本栋此提议发给院务会议相关人员征求意见。萨本栋提此建议应带有几分失落和情绪，他起初一腔热血，全心投入，信心满满。然而，一路走来，关山重重，难以逾越，得出切身体会，总干事其实干不成什么事。事实上，总干事这种尴尬状态在抗战期间已然形成，中央研究院经费仅勉强维持研究人员基本温饱，各项事业难以推进，萨本栋之前两任总干事叶企孙、李书华在此位上，并无体现此位置分量的建树。至萨本栋上任后，内战愈演愈烈，国内经济状况更加恶劣，研究人员温饱也难保证，萨本栋百般努力，终难实现当初基本愿望，个人能力和努力岂能改变时局，不过徒劳牺牲而已。对此情形，朱家骅当知之甚详，他将萨本栋“轮流坐庄”的意见发下讨论，说明对那个特殊时期总干事的作用也不寄予太大希望。

朱家骅的《三十年来的中央研究院》一文对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中央研究院的情形有这样一段记载：“大局逆转，院务会议秘密决定搬迁，目的地暂定广州、桂林、台湾三处。其时九华山数理化中心建筑将近完成，物理研究所的房舍早已完成。一部分仪器，亦已装置。在美国所购买的，亦陆续寄到。……数学、化学两研究所房屋，亦已完成，只余门窗等仍未装妥。因决定南迁，遂即停工，将剩余木材做成木箱，装置图书仪器，准备迁移。”萨本栋突然病倒让朱家骅措手不及，只能让萨本栋休假3个月，但中央研究院搬迁工作急迫，需要得力人选主持其事，基于对钱临照办事能力的认可，朱家骅把钱临照推了出来，代行总干事职责。

第一个问题更重要一些。钱临照同意出任代理总干事被许多人认为不识时务。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应该是清楚的，为什么不托词婉拒，情愿惹火上身呢？我们分析有三个原因：

（1）爱国思想与责任心的驱使。朱家骅在纪念丁文江的一篇文章说：丁文江早年（应军阀孙传芳之邀）出任淞沪总办这一段历史，“是他最受批评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生平的耻辱，但其动机是完全出于热诚爱国，想替国家做一番事业，他也很自信有替国家做事的能力。记得他对当时中国政治混乱的看法，曾经说过：‘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因此他又说：‘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会一变。’……他热心政治，是完全由于爱国思想与责任心的驱使，绝非世俗一般热衷利禄者所能比拟。”这段描述其实也基本上可以用在钱临照身上，巧的是，丁文江也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儒家忠孝伦理道德观，从小潜入钱临照的内心深处，国难当头自当挺身而出。他当时的思想里，国民政府当然放在正统位置，以他所受传统观念的熏陶，像钱牧斋这样列入贰臣传的人是不值得效法的。钱临照一次与作者闲聊时笑谈：“当官是要有点素质的，由于素质的关系，一些科学家对政治形势的利害关系不太清楚，比如胡氏兄弟（指胡敦复、胡刚复兄弟），假使我解放前夕能摇身一变，现在就不是在这里和你谈话了”。类似的表述叶企孙也曾有过。

（2）服从命令、勇于担责的品质。终其一生，对于上级指派的任务，从未拒绝，从不以个人或家庭的困难为托词。加之面对朱家骅的知遇之恩，更无法推脱。

（3）基于与萨本栋的深厚情谊。钱临照接任代理总干事原以3个月为期，他希望这3个月萨本栋能安心静养，尽快恢复，至于2个月不到的时间萨本栋便不治身亡，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

中央研究院搬迁与反搬迁

1948年11月30日，萨本栋就中央研究院应对时局变化，召集第一次在京人员谈话会，会议地点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出席会议的各单位负责人有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傅斯年、陶孟和、李济、余又荪、王懋勤，施汝为和钱临照作为物理所负责人列席。

会议决定事项:

（1）制作木箱，按照重要、次要及其他三类，分步骤装箱发运;

（2）九华山数理化中心工程停止，利用余料，制作木箱;

（3）各所于本日下午或明日上午征询全体同仁去留意见;

（4）研究所可考虑与国内各大学合作，史语所、数学所可与台湾大学合作，天文所可与中山大学合作等；

（5）不管是否搬迁，京中研究所必须留人看守，愿留者应予适当安置;

（6）上海各所搬迁装箱，可较南京稍缓进行，应筹备留守人员之食粮。各所无论迁动与否，应先作万一之打算，拟出国进修之人员助其成行;
（7）就搬迁事务组织一小组委员会以便经常接洽，请陈省身先生帮助总干事办理。因萨本栋卧病不起，不克履职，12月4日下午3时。朱家骅在中央研究院会议室召集第二次在京人员谈话会，出席者：傅斯年、姜立夫、赵九章、陈省身、张珏哲、李济、李四光(俞建章代)、陶孟和、吕仲明、王懋勤。列席者：钱临照、施汝为。会议决定事项：

（1）萨本栋总干事请辞，恳切慰留，为使萨先生安心调养，给病假3个月，以俾赴沪就医，病假期内、总干事请钱临照暂行代理，物理研究所所长请施汝为暂行代理。

（2）重申在京各所所与各大学及学术机关合作，可分别进行。

（3）组织安全小组委员会，由陈省身、钱临照、赵九章、傅斯年、俞建章、张钰哲6人及社会研究所代表一人组成，以钱临照为召集人。

随后，由钱临照主持召开了两次安全小组委员会会议，第一次会议时间是1948年12月7日下午3时，出席者：赵九章、陶孟和、张钰哲、俞建章、陈省身、钱临照、夏鼐（代傅斯年）；列席：王懋勤、萧开统。第二次会议时间是1948年12月11日上午10时，出席者：赵九章、姜立夫、张钰哲(陈遵妫代)、钱临照、丁文治、李济、俞建章。会议主要落实下列事项：各所搬迁所需木箱数、不能搬迁公物之保存及留守人员安置、运输方案及相关责任人。

搬迁与反搬迁，在南京、上海各所际之间和各所内部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国民政府和朱家骅院长明令中央研究院各部门尽速迁台，而共产党则通过各种渠道向专家喊话，请他们留下来。作为总干事，钱临照的工作应该是动员和帮助各研究所搬迁。但当时许多学者虽然对共产党没有什么认识，但对国民党政权却丧失了信心，不愿意去台湾。李先闻回忆：“当时他决定全家赴台，乃是个人行为；行前告别同仁时，差不多所有的同仁都劝他别走，认为国民党失去政权只是改朝换代，共产党来了也同样要从事科学研究，没有必要千辛万苦离开。”

 1949年2月6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在中央研究院大礼堂举行第一届年会，到会会员有侯德榜、吴有训、钱临照、裘维裕、吴觉农、张孟闻、赵九章、伍献文、陈宗器、任鸿隽、黄宗甄、涂长望等百余人。大会实际上变成了京沪科学家关于搬迁与反搬迁的正面交锋，反搬迁声音形成压倒优势。侯德榜、涂长望指出，如果政治不民主，科学与工业休想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希望，科学与民主是不可分的；同时又尖锐地指出，科学家应该为事业而奋斗，如果中途变节，而做了大官，那是侮辱了科学。

1949年3月5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第一届年会

中央研究院内部的反搬迁行动显然给钱临照带来了很大压力，在这种态势下，钱临照在搬迁问题上实际采取了相对“无为”的态度，事实上他也不太可能有大的作为，其一，他与中央研究院渊源不深，影响力有限；其二，以萨本栋的资历尚感对于院内各位资深所长治下的“王国”难以触碰，钱临照更无从调遣。在这种情况下，钱临照采取的主导方针是：“愿意留下来的人，我帮他留；愿意走的人，我帮他走。”最终，中央研究院首批81位院士中只有9位院士（朱家骅、凌鸿勋、李先闻、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王世杰、吴敬恒、王宠惠）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另外有12位院士去了美国，其余院士都因为对国民政府不满或丧失信心，而留在中国大陆。中央研究院的各所，除了总办事处、史语所和数学所三个单位50余人以外，其余各所全都选择留在中国大陆。事实上，数学所原有研究和行政人员18位，仅4位研究人员和1位行政人员赴台；史语所原有41位研究人员，仅20位赴台（另有2位赴美），行政人员26位，则仅6位赴台。

1949年1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由南京迁往广州，以2月5日为广州办公日期。2月10日左右，钱临照赴广州落实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搬迁广州事宜，他在1952年的检讨中说：我在广州有20天左右，主要的活动：（1）找房子，安顿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2）向政府要钱。每天最重要的事是看香港的报纸，注意战事消息。2月14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正式在广州办公。显然，钱临照执行了朱家骅的命令。总办事处南迁广州当时就在院务会议上受到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所长的严厉批评，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更是被批评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严重的立场问题。钱临照辩称，之所以搬迁广州，为便于就近索要经费。竺可桢1949年1月20日日记载“自首都迁穗消息传出后，人心颇为惶惑。将来经费或有困难”。这为钱临照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支持。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钱临照的检讨述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搬迁广州情况

台湾之行

1949年3月台湾之行，是对钱临照此后政治生命带来巨大影响的事件。

钱临照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自我检讨中说，在广州逗留20天左右，随后赴台。朱家骅《三十年来的中央研究院》一文：“三十八年二月我派钱临照来台，察看部分同仁搬到台湾的情形，及钱返京报告备言种种困难。”据台湾《公论报》报道，钱临照于3月6日抵台北。钱临照尝言，我办事刻求善始善终，既有研究所迁台，我就有责任去了解安顿情况。这无疑是主要目的，但从个人角度，钱临照也希望看看台湾是不是可以作为自己举家搬迁的可选方案。朱家骅曾历数中央研究院迁台失败“客观原因”：“彼时虽经费奇绌，但亦勉为筹得400万金圆券以备迁移之用。但当时币值日日下泻，无法保证计划运用，达于极点。然经多方奔走设法，各机关亦肯帮忙，尚不致陷于全无办法之处境。乃和谈之议，既鉴于已往西迁8年播徙所受之艰苦，复困到台后之同人，生活起居亦十分困难，安土重迁，自难免存观望之念，不立即设法启程。讵料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京沪相继告陷，本人之一切努力，至此悉成虚掷。”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权已丧失民心，当然朱家骅的描述却也有几分实情。

据钱临照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手稿的记述，这次台湾之行，彻底打消了他赴台念头。原因如下：

（1）没有得到傅斯年的热情欢迎。在中央研究院的搬迁中，钱临照实际上只负责具体工作，通盘规划其实由朱家骅与傅斯年布局。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有两项任务，其一，照料中央研究院迁台；其二，收容大陆来台的重要教授。钱临照应该没有被傅斯年视为“重要教授”，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2）由于物理所没有迁台，而没有物理所作为基础，继续当总干事，职位坐不稳。

（3）傅斯年个性强，相处不易，若在台大谋职，势必要看傅斯年的脸色，钱临照很不情愿。

（4）钱临照在台湾寄住李国鼎家，李国鼎早一年赴台，在台湾稍有根基，他虽然欢迎钱临照留下，但并不能帮助他找到合适的职位，只在台湾某小小的制冰厂寻得一职，虽可使钱临照来台生活无虞，但钱临照对此职位毫无兴趣。

（5）新近赴台人员，无论隶属中央研究院还是台湾大学，住宿条件都十分简陋，哪怕比钱临照资格老的学者亦无从改善。比如，史语所李济、董作宾贵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他们两家只能合住一间教室，用白布拦在中间，算是分作两家。极度困难之下，傅斯年曾致朱家骅函，有遣散迁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数学所之议。

1948年3月20日左右，钱临照登船返穗。3个多月的代理总干事职位已索然无味，台湾半月所见所闻，彻底打消了他对台岛曾有的一丝念想，更感前路茫茫。船在海上漂泊，脑子里不断闪现萨本栋的身影，为他的命运感伤不已，不禁命笔写就《悼念萨本栋》一文，这篇悼念文字的末尾写道：“我旅行在海上为萨先生写篇悼文，望着茫茫的白云，连天的海水，有说不出的感慨。”

回到广州，他立即向朱家骅递交辞呈，辞去代理总干事职务。1949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第16次周会纪录记载：“院长由南京长途电话，钱临照坚请辞职，声明于4月1日开始不再负责，请推荐总干事人选。”4月13日第18次周会纪录：“钱临照先生书面声明，辞去代理总干事职务实为自3月24日起，非自4月1日始。”可见钱临照对于代理总干事职位一天都不愿意多留。

辞职后，钱临照继续做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员。

本文摘编自《钱临照传》，胡升华著，标题和内容有调整。

关于《钱临照传》

胡升华 著

科学出版社，2026.08

钱临照院士对我国晶体学、电子显微学、科技史等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后半生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命运相系，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二次创业”取得成功的最大功臣之一，在学术界、教育界有广泛影响。本书通过宗谱、档案、手稿、书信、政策文件、学术论著等文字资料，以及大量口述史料，对钱临照院士的成长背景、求学经历、学术贡献、学术见解、教育教学理念，以及生平事迹和道德情怀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在写作方法上，本书跳出历史事件、人物经历的线性叙事方法，代之以社会、历史网络的构造；秉持系统的、联系的、逻辑的史观，在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基于权威史料，阐释传主的行为逻辑、思想脉络和历史业绩。

本书适合科技史工作者、高校学生、大学与中学物理教师、历史爱好者以及广大公众等阅读和参考。

作者简介

胡升华，浙江大学理学学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硕士、博士，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伯克利加州大学科学史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历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常务副社长，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期刊出版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编辑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第八、九届科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1年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