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男指点江山：匪夷所思的跨界
唐世平的跨界经历“匪夷所思”：他大学学地质，作为生物男曾研究癌症，却转身指点江山，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者。部分社科学者满足中文期刊混饭吃，他却专注于英文著书立说，成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他三次申请“长江学者”名落孙山。原科大生物系教授崔涛称“他的变化让我震撼。唐世平是科大人中另一类成功的典范！”
第一次听到“唐世平”这个名字，是在2008年他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引进到复旦大学的时候。最近半年，我与世平教授的私交多了起来。一是因为我们都是习惯于在办公室做研究的缘故。这位不喜欢社交和公共活动的学者，从早到晚都是在复旦文科大楼八楼那间普通的办公室度过的。二是因为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以及性情相投的原因。读书研究劳累之余，我们便相聚大楼一隅，互相点上一根香烟，畅谈学术与人生，一个鲜活而富有内涵的“唐世平”才出现在我面前。
世平的教育背景有点扑朔迷离。他在国内的中国地质大学和和中国科技大学分别取得了古生物学的学士学位和分子生物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又在美国Wayne State University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先后取得了分子生物及遗传学博士学位和国际关系（亚洲研究）硕士学位。
世平的工作履历更是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去美国留学前，他在深圳维科生物工程公司做过研究组长。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在Sidney Kimmel癌症中心做过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他在中国社科院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其间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外贸厅挂职担任过厅长助理一职。他似乎有许多种职业选择，那他为什么会最终选择多少有些枯燥的学术研究呢？
如此种种疑问，等我们仔细研读过世平丰硕的学术成果之后，顿时得到澄清。他的研究大致包括四个领域：国际政治、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制度经济学。令人惊讶的的是，他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令学界同行尊重的成果。
世平的英文专著《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Pal-grave-Macmillan,March2010），第一次对防御性现实主义作出了一个系统的阐述。
他的论文“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o Jervis），在国际政治顶级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欧洲国际关系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以“社会进化范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 SEP）”对国际体系从公元前1044/6到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演变提出了一个社会进化的宏观解释。通过考察古代中国体系和神圣罗马帝国后的欧洲体系，文章提出人类社会已经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即一个国家不扩张就会被吞并的时代）”进化到了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即一个国家不需要也不能扩张就能够获得安全的世界）”。这一基于“社会进化范式”的理论解释不仅能够解释国际政治的系统演变，还解决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辩论，即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这一理论解释也对国家在如今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如何寻求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世平是在这一国际政治学科中的顶级杂志发表文章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在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世平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大手笔和大跨度的研究。他的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已经在社会科学哲学领域的顶级杂志《社会科学哲学杂志》发表。文章阐述了社会科学中的11个基础范式。并且指出这些基础范式就像是手电筒，各自能够照亮社会的一个部分，而只有将这些基础范式综合运用才能够相对完整地理解人类社会。这一成果是中国学者对社会科学哲学作出的突破性贡献。该文的中文版将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国外社会科学》上。
而世平的第二部英文专著《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最近刚被著名的Routledge/Taylor&Francis出版社接收，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版。这一本横跨政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政治哲学的著作将为制度变迁这一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核心问题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广义理论。
他发表的成果已经证明了他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不仅如此，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战略与管理》、《新华文摘》等杂志上发表的成果，也是他在国内学术界之影响力的佐证。到目前为止，世平乃成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第一位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发表过两篇以上论文的学者。
从世平扑朔迷离的教育背景和工作履历来看，他的研究肯定是与他大跨度的学科融合有关系的。正是基于这样难得一见的学科融合优势，他的论文在话题引导方面，显得独树一帜。
他计划在2010年完成他的第三部英文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他说，该书将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科学范式—社会进化范式，并对国际政治的大历史和大理论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进化论诠释。该书将运用社会进化范式来回答这样一个近乎科学哲学的问题：为什么目前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不可解的？
世平最近几年的大多数成果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这其中的唯一原因是他认为中国学者应该为世界提供更多具有普世意义的知识。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中国学者应该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知识贡献。只有这样，中国的崛起才会有一个“知识崛起”的维度，从而才有可能是完整的且能够持续的崛起。但是，他始终相信知识必然也是要能够为祖国所用的。因此，在未来的几年里，他将物色合适的翻译者逐步将其著述翻译成中文，从而能够为我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制定提供知识参考。而从世平过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得到的众多奖励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关怀政策并且有一定政策影响的学者，只是他更希望自己的政策设计是基于深刻的研究而不是从脑袋里拍出来的。
我在与世平的交往中，每每都为他深厚的社会关怀、开阔而深邃的思想、纯净的学术追求和真诚的谦逊气质所折服。他认为自己并无过人的天资，只是比许多人都努力和幸运而已。他甚至坦承他花了好长时间才发现自己是适合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他常常和我们学院的许多教师聊天，并从他们那里吸取知识营养。
在年龄上，世平是我的兄长；在学术上，世平是我的老师，更是我奋斗的航标。透过他略显斑白的发迹，我能倾听到他学术脉搏的跳动；透过他讷言敏行的气质，我能感受到他学术追求的喷洒。世平加盟复旦，我真为自己与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成为同事、朋友而自豪。复旦的崛起，靠的就是能够推动知识增长、影响国际学术界的学者；中国学术的成长，靠的就是拥有至高学术追求、以知识贡献服务于中国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学者。世平就是这样的学者。
唐世平校友简介
唐世平（858硕），1985年中国地质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学士；1988年中国科大生物系分子生物学硕士；1995年Wayne State University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博士。1999年再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关系（亚洲研究）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为复旦特聘教授、校聘关键岗位一档教授。
令人不解的是，唐世平连续三次申请“长江学者”落榜。这位带着典型科大性格的学者随即向教育部申诉，并在个人网站与新浪博客公布申请“长江学者”的汇报PPT，供公众与学界评价。
文章来源：原文刊登于《复旦》第836期，网络来源为复旦新闻文化网。作者刘建军（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本文标题与导语均为编辑所加。
唐世平：多关心别人，中国才有话语权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大谈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这显然比只谈“和国际接轨”有了进步：如果人家的“轨道”不断在变，你永远都接不上。因此，“争夺话语权”至关重要：如果你有一定话语权，就有可能影响“轨道”，从而不需要一切都追在别人后面去“接轨”。
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不是自己对自己喊口号，否则别人最多会笑我们痴人说梦、自欺欺人。
中国要“争夺话语权”，其最首要和核心问题是破除“自我中心主义”：我们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必须关心并且公开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关心并公开讨论别人的问题，不是干涉别人的内政，而是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促进他人的福利。但这种诊断和药方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比如概而论之地武断判定“世界需要中国药方”，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欧洲问题专家、经济学家及相关机构能够在欧元区成立时就指出，欧元区有可能爆发目前这样的债务和金融危机，甚至指出哪些国家将不得不面对过度消费和负债所带来的恶果，并在当地媒体上发表意见，那欧洲精英们对今天中国的声音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可惜欧元区成立时，我们要么在替“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唱赞歌，要么只关心欧元对中国和美国霸权的影响，而当欧元区面临危机时，我们只是“事后诸葛亮”。
再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为数众多的美国问题专家、经济学家及相关机构能够在2008年危机之前就看到美国房地产泡沫以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且看到中国购买美国房地产次优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那美国精英们对今天中国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态度？可惜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更多地认为美国金融体系是最安全、最完善的。
因此，要想有一定的话语权，中国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驻外新闻机构，甚至政府机构不能再继续只关心中国关心的问题，而必须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深入和细致地了解。近期来看，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和研究资助必须强调国际声音：在顶级大学和研究机构，必须明确将能够用外文发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论文和评论纳入评价体系。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和研究资助，也必须逐渐向那些能够切实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倾斜。相应地，中国的留学基金也应向那些切实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和学者倾斜。出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必须转变思想：他们不能只是到国外去学习一套方法再来研究中国。
中国需要更多关心普世问题、提供普世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自欺欺人的所谓学者。
唐世平：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突破――将中国作为一个支点
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确立一个真实的社会事实后，总是问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而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回答方式是：什么样的因素加上什么样的机制，经历了大致什么样的过程导致了一个特定的（发生了的或没有发生的）社会事实（这一点和自然科学也是一样的）。因此，社会科学理论总是试图解释经验和事件背后的东西。一个大致可以成立的理论至少满足以下条件：其解释对象是一个真实的事实，逻辑上自洽（consistent）；其各个不同部分形成一个整体（coherent），有一定的事实支持。而一个好的理论，除了上述基本要求之外，还应该满足以下条件：有驱动因素（factors）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相对其他理论，有更强大的解释力而且更加简约。一般而言，一个好的理论包括几个部分：归纳、推导、因素、因果机制以及过程。因此，描述一个事实不是理论，这是历史。严格意义上来说，对一些事实进行归纳也不是理论，只是发展理论的第一步。
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外交政策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甚至不应该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归纳和总结。一个理论至少要对中国的一些具体外交政策和行为以及这些政策和行为的结果（即成败得失）进行科学的逻辑的解释。也就是说，理论可以用来理解政策及其后果（甚至有时候可以指导一些具体的政策），但是，总结经验教训不是理论，至少不是好的理论。
好的理论研究是要解释政策及其后果背后的东西，从而也能够更好地总结外交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理论研究能够为中国外交提供的东西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第一，向外交的实践者提供不能在实际经验中获得的因果因素和机制；第二，提供分析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分析框架（包括政策评估框架）或者工具；第三，提供一些供决策者选择的基于理论研究的备选政策和行为。
中国不能作为唯一数据点
将中国作为一个支点来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三个层次去理解：其一，中国作为我们的生长环境，历史记忆和成长经历深刻影响我们的理解，甚至是潜意识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其二，中国的现实需求（包括外交需要）作为我们提出理论问题的出发点。以中国的现实需求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可取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而不是唯一的出发点。而且，从理论角度看，中国外交所需要的东西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至少不见得是永远如此。其三，中国的历史事实（和经验，包括外交经验）是我们的一部分经验基础。中国的历史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经验基础。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即将中国的历史事实作为唯一的经验基础，就会犯将“中国作为一个支点”和“中国作为一个数据点”混淆起来的错误。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数据点肯定是越多越好。起码说明掌握的实际客观事实越多，就越不容易犯简单归纳的错误，而这一错误很容易最后走向“循环论证”。而且，“将中国作为一个唯一的数据点”（也许加上一点美国、欧洲）是偷懒的标志。理论研究需要“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的历史事实只是经验基础的一部分，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数据点。
有比较才是科学
社会科学中最核心的方法是比较，而且是“有空白对照”的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正如没有“有空白对照”的实验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一样，没有比较（或者实验），就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社会科学。这一方法论上的共同点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科学，尽管它们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也意味着，除了利用一个案例来证伪某一个假说的尝试，任何单一案例的讨论都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正因为如此，要发展理论，并且要实现理论突破，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就更是不可或缺。如果只是从一个事实中发展出一个（所谓的）“理论”，而不用类似（但不同的）事实来对其进行检验和比较，这样的“理论”很容易陷入循环解释和论证，根本谈不上有所谓的理论突破。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也许不多）国际关系理论，这点是肯定的。当然，这些不同理论的解释力量则需要时间和知识共同体的检验。如果有朝一日发展出真正的 “中国学派”，那么中国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必须要有冲击国际刊物的勇气和能力，否则，“中国学派”只能停留在自娱自乐的水平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本文系新创基金会《中国科大手机报》（2013年10月6日） 内容，通过添加微信可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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