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文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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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党委书记郁文
从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郁文，原名孙保安，1918年12月出生于河北满城。1931年小学进入满城简易师范学校学习，1934年转入保定培德中学学习，改名孙士哲。郁文的中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各地兴起，郁文也投身其中。在满城简易师范学校，他是学生会干部。在保定培德中学，他是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
1936年3月，郁文转学到成城中学，改名孙蔚文，一面读书，一面继续参加抗日活动，同年秋参加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2月，郁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郁文与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抗战，募捐劳军。北平沦陷后，郁文于1937年10月辗转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3月，组织上决定派他到苏联学习飞机驾驶技术，但在赴新疆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队阻拦，重返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郁文先后接受了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党的建设、中国问题等政治军事课程的基本训练，体验了革命队伍中的新生活、军民之间的新型人际关系，找到了光明和前途。从此，郁文走上革命道路。
1939年2月，原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改组为党中央机关报，郁文被分配到采访通讯部工作，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此时，他改名郁文，希望做一个出色的新闻工作者。郁文没有受过新闻工作的专业训练，通过边干边学，刻苦钻研，在新闻战线迅速地成长起来。1941年5月，《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郁文担任了采访通讯科科长，当时的采访通讯部门既要组织记者采写新闻报道，又要负责建立健全通讯网，组织处理通讯员来稿，接待群众来访等通联工作。
不久，整风运动开始。郁文认真学习毛泽东所作的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和有关文件，深感自己缺乏实践经验，缺乏战火锻炼，需要到抗日前线去经风雨、见世面，进行思想改造。经组织批准，郁文以《解放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前往晋西北地区进行采访。1942年6月，郁文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兴县，在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晋绥日报》工作，任采访通讯部主任，兼新华社晋绥分社社长。当时的晋绥地区，正处在反扫荡的残酷斗争之中。郁文积极组织各地方的通讯组织，扩大通讯网，组织撰写新闻报导，为报纸和新华通讯社及时提供了边区军民开展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的消息。
抗战胜利，内战爆发，中央决定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47年春，郁文奉命率领工作团赴山西崞县、代县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动员青年参军和支援前线等群众工作。1948年5月华北野战军攻克临汾，晋南全部解放，郁文被派往临汾创办《晋南日报》。一年后陕西西安解放，他又被调往西安市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筹办《西安日报》。报纸尚未出版，新疆和平解放，郁文又被派往迪化（今乌鲁木齐）接管《新疆日报》，任报社党委书记，兼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秋，郁文调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参与领导新闻宣传工作。在革命战争和建国之初的十几年里，郁文一直奋斗在新闻宣传战线上，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新闻宣传工作者。
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2年底，中央决定调郁文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这是他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新闻战线走向科学战线。1953年初，郁文来到中国科学院，担任院党组成员、办公厅副主任，主要分管人事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1956年，张劲夫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郁文任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继续分管政治工作、人事教育工作和京区党务工作。1965年建立中国科学院党委，郁文任党委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直到“文化大革命”。
郁文在科学院工作的前十四年，是党在中国最大的科研机关创建党的系统、确立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开展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保证科学研究顺利前进、高速发展的过程。郁文在这个过程中，在院党组和院长领导下，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953年初，郁文刚到科学院就参加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政策纲领性文件的制定。1953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经过国外考察和大量的院内基层调查基础上，研究出台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1954 年1月，郭沫若院长就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向政务院政务会议作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并得到批准。3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批示并将科学院党组的报告转发各地方党委、各部门党组；3月2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郭沫若的报告，并配发了“发展科学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的社论。从而，这一报告传遍全党和全国，成为以后指导科学院工作乃至全国科研和教育机构工作的一个重要政策性文件。郁文在这项工作中参加了北京地区科研机构的工作检查，直接了解和汇整了部分基层单位的业务、组织和人员、思想状况。
郁文到中国科学院就分管人事工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才、干部培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4年人事局一成立，郁文就在工作纲要中明确提出，充实各业务单位的党的骨干，是当前工作的重要环节。商请中央人事部门为各单位逐步配齐行政副所长、办公室主任及处长级干部，以加强思想、政治、业务和行政工作的领导。在以后的四五年时间里，除遇有机会就口头争取之外，郁文每年都向中宣部、中组部、国务院二办提交报告，要求请调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业务管理干部则主要从科技人员中选拔，一批批政治上强、业务上好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充实到业务管理岗位。到五十年代末，科学院各单位普遍建立了一支比较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业务行政工作干部队伍，成立了各单位党的领导小组和机关党委。
研究人员的来源，当时主要是两条：高中级研究人员主要靠争取国内外科学家和回国留学生来院工作，初级研究人员主要靠国家统一分配大学毕业生，通过工作逐步培养出新一代科学工作者。国内大学毕业生是壮大科研队伍的最主要源泉，郁文为争取国家多分配一些大学生，争取择优选拔一批大学生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领导人事部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53到1964年期间，共接收大学毕业生18559人。
鉴于科研队伍需要补充经过初步研究工作训练的优秀青年人才，中国科学院1953年下半年就开始酝酿招收研究生事宜。1955年8月，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随即开始公开招收首届研究生。为实施研究生的招收、培养、分配等统一管理工作，在院务会议之下设立了以吴有训副院长为召集人、由郁文等十三人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在干部部门设立研究生处，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在郁文的主持下，1955－1965年共招生1477人，毕业研究生的质量一般不低于苏联培养的候补博士水平。
出任中国科大首任党委书记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随着第一个科学发展长远规划的实施，到处需要科学人才，大学生来源更显不足。1957年院党组决定，利用自身人才优势，创办一所新型大学，自行培养科研急需的大学生，以缓解供需矛盾。1958年6月，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筹备建校，具体事宜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郁文主持进行。学校成立后，郁文兼任第一任党委书记。
在中央关怀和中国科学院内外大力支持下，在以郁文为首的学校领导班子组织指挥之下，学校在仅仅三个半月的筹办时间内，解决了校舍、师资、教学设备等问题，建立了学校组织和工作制度，确立了系科设置，草拟了教学计划，完成了招生任务，开办了5个实验工厂，初步建立了工作秩序，保证学校在1958年9 月20日正式开学。到1959年元旦，学校师生就在实验工厂中生产出电子计算机、计算管、定标器、石油钻探自动调节器、半导体晶体管、阴极射线示波器、模型火箭等多种科学仪器设备。
在郁文担任党委书记期间，学校积极从事教学改革工作。学校注意调节师生关系，形成一种教学相长的良好氛围；要求教师紧密结合实际，因材施教；组织教师自编教材，充实教学内容；要求教师编写教学大纲，交给学生讨论后再修改使用；要求青年辅导教师和同学们一起生活进行深入的辅导；在与教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建设实验工厂，提供条件让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61年8月党委会上，郁文提出了“一切为了教学工作”，要求全校在建校以来的工作成绩上整顿教学工作，从充实教学内容、培养教师队伍、增添图书设备、编写教材、制定教学计划、培养学生学风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郁文善于在工作中学习。在到中国科大之前，他没有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经验，认为自己是外行，所以总是在工作实践中多钻研，注意吸收别人的实践经验，同时也要求身边的干部在工作中学习，多向有教学经验的同志请教。
1961年5月1日，中国科大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校长郭沫若与党委书记郁文（前排左一）以及副校长华罗庚、严济慈等席地而坐，与同学们一起观看学生文艺演出。
郁文十分关心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善于发挥领导集体的智慧，他认为集体领导就是要集中大家的智慧，同时要尊重个人负责某方面的工作，不是原则问题不要争论，放手让副校长晋曾毅、严济慈全面负责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他要求领导班子成员之间要注意团结，有问题公开谈，不要暗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工作要主动地负起责任，雷厉风行地解决问题；他要求领导干部要有深入下去的工作作风，要经常深入到系、班、小组中去了解情况，不要光听汇报；他要求党、团工作干部和学生同吃同住，保持抗大的优良作风，助教要努力学习，尽快走上讲台。
郁文关心同学们的思想、学习与生活。他亲自安排对学生的学业水平、思想状况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并针对同学中出现的种种不良思想认识，组织人员进行专门的帮助和教育，鼓舞了同学们的学习情绪，成效显著；针对有的同学有畏难情绪，他告诫同学们不要害怕尖端，任何尖端都是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掌握它了就没什么可怕的，原子弹、放射元素都不可怕，电在没有掌握之前也是可怕的，掌握它就为人类服务，同学们要有攀登科学高峰的勇气；郁文经常鼓励同学们多掌握在几门外语，学习西方国家水平较高的科学研究方向，了解他们新的科学知识，吸收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针对部分同学提出转系要求，郁文答应会尽量照顾同学们的志愿，但是不能过分强调个人兴趣，要服从国家需要分配专业；针对有些同学一考取大学就骄傲的现象，告诫同学们不要飘飘然，应该不断吸取别人的经验，追求进步；郁文要求同学们艰苦朴素，但不要马马虎虎，接受严格的劳动锻炼，培养优秀的意志品质，继承抗日军政大学的传统；郁文要求同学们安心学习，尊敬老师，有意见就提，与老师打成一片。1960年学校开展了“反不良倾向”运动，主要是解决部分同学平时生活中的浪费、盗窃等小问题，结果运动过头，很多学生背上思想包袱，甚至有同学为此自杀，郁文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召开党委会，批评了具体执行工作人员，中止了这一运动，给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学卸下了思想包袱。
郁文同志任科大党委书记期间，科大调入了一批当时因为政治问题被其他高校或研究单位扫地出门的年青教师，为“科大发了一笔洋财”。
郁文在迎接新生大会上讲话
1959年4月，中国科大第一次党代会召开，郁文在会议上提出了学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任务。他满怀期望地宣布：“我们要逐步巩固提高，认真做到教师教的好，学生学的好，职工工作好，大家思想好、劳动好，共同努力，争取三年打好基础，五年成型，为把我校建设成为共产主义大学而奋斗”，并提出几条具体建议：1、健全党委的集体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集体指挥，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制度，明确校党委和校委会的分工；2、加强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民主平等团结、互相尊重、互相促进的师生关系，在教学相长的原则下，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3、以提高教学为中心，结合生产劳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使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与教学更好地结合起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科学技术人才。4、合理安排师生员工的生活，逐步改善师生员工的生活条件，给予教师充分的备课和自修时间，给予同学们足够复习巩固与阅读课外读物的时间。5、加强学校的物质建设，完成校舍扩建工作，筹建各系实验室，增添图书仪器，充实校办实验工厂。
郁文为办好科大倾注了很大心力。他坚持办校方针，按照三年打基础、五年成型的目标，团结全校师生员工艰苦奋斗，辛勤创业。他重视党的建设和政工队伍建设，积极推动政治思想教育活动，树立良好校风、学风。他经常到校同教职工和学生谈话，还和郭沫若一起邀请老一代革命家到校作报告，聂荣臻、陈毅都不止一次到校并讲话。1963年4月，郁文卸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职务。
“文革”两度起落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郁文就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了连续不断的批判斗争，甚至病中也未能幸免，他被隔离审查三年。1969年11月，他被安排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患上了急性血吸虫病，直至1972年2月才获准回北京疗养。
在运动中，郁文对涉及自己的事，独自承担责任，从不推诿或连累他人。他也没有记恨那些批判斗争他的人，他坚信总有雨过天晴之时，就在他被“开除党籍”的最困难日子里也没有动摇过。在逆境中，郁文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
1973年1月，郁文得到平反，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科研组副组长之一，从此开始转上科研业务管理工作岗位。当时，只有高能物理、数学、天文等基础理论工作，以及某些有关国防和生产的科研开发任务等，尚能名正言顺地组织进行，其他科研工作基本上依靠基层单位和科研人员自发自觉的艰苦努力，郁文冒着政治风险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一度出现的全面整顿、系统纠“左”的曙光，郁文精神振奋，成为胡耀邦的得力助手。然而不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中，郁文再次受到审查。
1977年1月，方毅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郁文随即恢复副秘书长职务，主持编制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发展规划（草案）”，为我国今后八年的自然科学研究发展指明了方向。
1978年，郁文出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他领导完成了中国科学院的调整、整顿工作，使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迅速走了出来；努力争取到国家计划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为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推进了中国科学院的管理制度改革，极大提高了管理效率。郁文担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职务时，实际上是科学院的“总管家”。他虽已年逾花甲，依然经常提前半小时左右来到办公室。他坚持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胸有全局，脚踏实地，既抓实际问题，又抓思想认识问题。他尊重科学家，支持科学家，同科学家院长们团结合作，协调默契。他对手下干部，既严格要求，又放手工作，办事时一丝不苟，不允许应付了事，闲暇时有说有笑，还可以开上几句玩笑。
1979年初，郁文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1982年4月奉命调离科学院，任职中宣部常务副部长。1986年4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民族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1995年担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郭沫若、郁文（中左）同学生代表在一起
热情关怀中国科大
1963年，郁文离开科大，却始终关心科大的发展，他分管中国科学院教育工作，给予科大一如既往的支持。1975年，郁文复职科学院副秘书长后，极为关注科大在合肥的情况，多次与科大领导举行座谈会，提出许多怎样办好学校的建议。他鼓励学校领导办学不要保守，要先迈步走一走，闯出一条路，把学校办成培养科技人才和干部的基地；学校要培养基础扎实的创新人才，方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改变方向；他要求学校总结经验，拿出具体方案，向科学院汇报，这直接导致了1975年10月《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即代拟稿）的出台；他鼓励学校领导要敢于向前走，不要害怕批判，搞错了就批判他这个后台。他也在科学院为科大争取了较多的科研经费和设备，要求恢复科学院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到科大讲课的传统，表示科学院下决心把科大办好。
1978年9月，郁文主持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科学院抓紧完成科大研究生院的基建任务；研究生院要以主要精力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上报长远办学规划；同意成立科大北京管理处，安排高年级学生来京各个研究所进行学习和研究。1978年10月，科大研究生院成立，郁文在开学典礼上对研究生院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国内科学家担任指导教师和授课，引进国外著名大学课程和教材，聘请不同学派的国际著名学者讲学，开展研究生学术活动，发挥研究生的自主、自觉学习和探索能力，树立实事求是的好学风，培养能够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创新型人才。
郭沫若、郁文(中)参观机械厂
1981年3月，郁文担任严济慈校长领衔的中国科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7月，郁文在与科大同学座谈时提出，学校教师队伍不要都是科大毕业生，要从全国著名高校中引进一些人，互相交流，远缘杂交，这样可以活跃学校的学术气氛。他也给了同学们许多忠告，生活上不要拼命装洋，要了解时事，不要做书呆子，在科学研究上要有吃苦精神，要学会写文章。
1981年10月，郁文随同严济慈校长到学校检查工作，与学校师生座谈，提出学校建设要有长期规划，学校体制、招生规模、系科设置、师资队伍、实验室建设、教材体系、宿舍楼建设都要纳入整体规划之中，科学院一定满足学校建设的合理要求。他还要求学校搞好与国际上著名大学的合作，派人去学习，特别提到与日本的合作已经列上了中日文化合作协定，一定要准备好，请他们协助创办几个高技术科学系，提高科大的工科水平。10月23日，郁文在全校大会上说：科大原来的办校方针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现在科大迁到合肥，还能不能全院办校，有人产生怀疑。我说要统一一下思想，这个总方针不能变，但在新形势下，有新内容，新做法。我主张，关键学科在科大设立一些系和专业，对口科学院研究所，互相配合。不能等着人家来办校，学校要主动地有计划地组织，把全院现有的科技力量，著名的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成果，组织到我们学校的教学中来。他说，国外许多名牌大学都不在首都，科大在合肥照样能办好。科学院只有科大这个“独生子”，因此很重视。在经费、设备上给科大很照顾。没有“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科大是办不起来的，取得这样大的成绩也就很难想象。科大和全院都要注意发挥科学院办学的特点、优势，请哪些人讲学，有些什么问题，都可以告诉院里，不要认为到所里是求人，话不好讲。对学校的要求，院里也要当作任务来确定，主动争取配合。
1986年5月，郁文为科大八一级毕业生题词：希望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同学在祖国四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做出更大贡献。1988年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校友总会成立，郁文担任校友总会会长，继续为建设中国科技大学贡献力量。1998年9月，郁文亲赴合肥参加建校四十周年庆典，被选为校友总会名誉会长，并为建校四十周年题词：“继承优良传统，发扬创业精神，总结实践经验，培育时代新人，发展科学技术，攀登世界高峰，科教兴国大业，大家奋勇前进。”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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